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市社会学、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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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万玉凤 高靓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巨变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牵涉数亿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根据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目前一些较为保守的估计认为，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社会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在改变着个体社会生活的同时，对教育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变动趋势中，教育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进行哪些变革？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

    城镇化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中国城镇化发展到今天，与教育相关的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

    李强：城镇化意味着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实也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素质。好的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引领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过去，我们更多地将城镇化理解为物的城镇化，即盖楼、设厂、建开发区，没能很好地理解教育的意义。 

    记者：前不久，您牵头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城镇化给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 

    李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2-2013年实施了“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研究”项目，对全国进行入户抽样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共完成有效成人样本12540个，其中流动人口4386个，还对0-15岁少年儿童7517个样本进行调查。

    城镇化意味着人口流动，目前流入城市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一种是从城市流动到城市的，主要是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到城市的流动率，还没有从城市到城市的高。调查数据显示，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

    城镇化让有闯劲的人流动起来，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让更多人能够接近现代化的资源，享受好的教育，这也促进了教育公平。

    记者：城镇化的进步意义之一在于，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突破之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享受到了好的教育资源。

    李强：城镇化要体现社会公平，核心是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最终完成城乡一体化任务。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城镇化，让更多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

    但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城乡之间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户籍成为城镇化的障碍。虽然经30多年的改革，许多社会福利保障因素已经逐渐与户籍制度脱钩，但是，迄今为止，很多教育资源仍与户籍密不可分。

    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而“90后”农民工群体仅3.8%愿意回乡务农，逾80%的农民工选择在县城及以上层级的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层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定居。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农民工，包括从小城市流动到大城市就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对户籍有着更为迫切的要求，对异地高考改革的呼声也最高。

    如果子女教育继续嵌入在户籍中，并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进行不公平分配，那么一切户籍制度改革都只可能进一步固化户籍制度，拉大户口等级差异。

    户籍政策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在制定政策时，除了对流动人口分类型对待，也要对超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分类型考虑。公安部目前的政策是，除了放开小城镇小城市户籍，更重要的是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实验，这是户籍改革一个很大的进步。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是中国户籍改革的方向。

    教育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有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

    ■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中国要想办法提高义务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

    记者：要推动城镇化建设，教育资源配置应该如何调整，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大投入？

    李强：调查发现，愿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群体中，选择乡镇、小城镇的并不多，80%以上的人选择在县城和以上的城市定居。这无疑与教育、医疗、就业等各种资源是有关系的。目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还很尖锐。

    课题组提出了要发展县域城镇化，即推进以县城为中心的中等城市建设。中国人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模式上是认同“县域”概念的，随着交通设施的完善，一般村民的居住地到县城都不是太远，可以享受县域教育资源。

    在不少地方，城镇化的发展仍然以工业和经济为中心，忽视教育的因素。开发区、经济区的模式作为短期政策是可以的，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有重大缺陷，缺乏配套设施建设。我们不能仅仅把外来人口当作劳动力，也应该将他们纳入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体系。

    在我们国家未来城镇化过程中，要重视城市多元文明要素规划和布局，教育在任何城镇发展中都必须纳入考虑范畴，不能只涉及产业模式，忽视人的因素，忽视教育设施配备，未来的发展模式应该更平衡些。

    记者：近些年来，教育界也在努力应对社会变化，比如通过“撤点并校”进行学校布局调整。照理说，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趋势的，但好像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症结在哪里？

    李强：如果教育资源配置与城镇化发展步伐和需要吻合，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模式。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和配置没有达到吻合，就会出现问题。

    判断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我们在调研中有一个计算标准，就是“教育资源的可及性”，也就是考察学生从家到学校需要多少时间，能否实现当天往返。我们希望大多数孩子在比较短的时间，可以到达学校。比如在撤点并校以后，很多学生无法实现当天往返学校，那可能就会不被家长所接受。

    再有，撤点并校更多是被动之举，因为学龄人口的减少以及随父母外出读书的学生增多，在校生人数大为减少，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所以一些学校才被并掉。如果能够提前规划，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记者：工业革命后，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在教育推动城镇化方面，有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

    李强：城镇化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环节。全世界的城镇化发展是从欧美开始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完成城市化，都用了15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早一些，大概在19世纪就实现了多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他发达国家到了二战的时候，大体上完成了城市化。

    现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在走其他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道路，确实有一些后发赶超的特征，所以，中国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矛盾也就特别突出。

    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的时期,往往既是经济繁荣期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期,也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和城市病集中爆发阶段，表现为贫富分化、疾病流行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也有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个阶段，就会出现分化——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或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我们国家目前也正处在这个关键时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基于城镇常住人口的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城镇化率已达52.57%。要解决现阶段矛盾聚集的难题，迫切需要发展模式的转变,通过区域政策、城市规划等有效的政府干预和综合调控手段,促进城镇化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

    在破解难题的多元化政策中，教育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人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作用。比如，克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日本，其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超过了12年，而我国只有8年。我们要想办法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全民的素质。国家的发展，核心在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素质的发展，教育在整个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