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到1993年，中央决定我兼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这一时期，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乃至社会改革发展的历史上，是很不寻常的时期。从1978年算起，我国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教育体制改革也已起步，并正在走向深入，但与经济、科技体制改革相比，仍然相对落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群众要求。同时社会上自由化思潮时断时续，改革、发展与不稳定之间形成很大的矛盾。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校园的长期稳定，保持教育的稳定发展，成为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从国际形势看，当时已近世纪之末，许多国家都在考虑，如何迎接新世纪挑战，教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怎样承担起这个责任。中国也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一

    1988年“两会”期间及以后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关于教育的种种议论。作为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如何看待这种议论以及如何做出回答，必须有明确的态度。我深知教育对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而解决教育问题的巨大难度则可想而知。好在小平同志亲自抓教育，已经对我国教育工作有了一系列深刻而完整的论述；党中央1985年已经做出过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全国人大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广大人民群众满腔热情地支持教育，创造了很多好的典型经验。我坚信，依靠党中央、国务院和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教师，我国教育事业必定会有大的发展。 

    在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教育形势后我们认为，一是我国教育发展的确还比较落后，“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不少孩子还上不了学。二是教育体制不适应，办学和求学的路子那么窄，严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要改变这种教育落后状况，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当时政府财力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把教育包下来。因此，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和各种社会力量来办学兴教，但是，增加教育投入和社会力量办学，都有一个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不改革体制，不可能较多地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办出人民需要的教育。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窘迫的状态。 

    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教育体系？这就必须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革”对教育破坏这样深刻的教训进行总结。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教育体制怎么转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既要对历史经验进行客观的审视，也要对解决现实问题和展望未来做出回答。就是怎样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路子来？各级各类教育怎么办？普教、职教、高教、成人教育、农村教育、思想教育以及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等，怎么改革？ 

    教育承载着为人类社会传承文明、创造知识、培育新人的历史重任，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事业。人类之所以有文明，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最根本的是依靠教育。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是讲人的社会性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孩子从一个自然人变成社会人，就是通过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来完成的。任何国家、民族，任何时代，教育都不可或缺。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国家、民族，必然是贫穷、落后和愚昧的。时代和社会的进步程度就反映在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发展程度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损害教育、压制教育，本身就是压制这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实际上是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阻碍人民的发展。比如“文革”期间把教育作为批判对象，这完全是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教育是国家民族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个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成为一个有文化教养，有独立人格，在社会上能够生存发展，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由于国家、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人民对教育的需要也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事业最重要的就是基于和适应人的各种不同需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发展需要服务。这也就是我们办教育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过去我们讲教育为国家民族服务、为社会服务比较多，但是讲教育为人服务、为每个学生个体成长服务不够。国家办教育，应该按国家的要求来办。而国家的要求应该是人民要求的集中体现。国家发展和进步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聪明才智。但我们的教育，很长时间都忽视人的个性，而划定一个模式和标准去“塑造”人，用一把尺子把学生分成好、中、差等各种等级，这实际上就是在限制、压抑学生的发展，甚至是在扼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创造力是什么？就是人的个性和他独特的才能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当他的特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他就有了创造性。为什么不能“好高骛远”？没有“奇思遐想”怎么有科学发展的可能？在教育当中一定要尊重学生。我们一直提倡尊重老师，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学校老师都应该爱护学生，爱护首先是尊重。离开了尊重，怎么谈爱护？我觉得我们一些学校，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差异和个性，培养他的自主意识、独立精神，做得很不够，必须花大气力改变这种状况。 

    国家办教育，就是要满足社会的多种需要、人民的多种需要，就必然要求办学形式多样性。不仅学校应该是各式各样的，而且教育内容、方法也应该是既有统一又有特色的。只要社会需要、人民需要，就应该有这样的学校和教育，从而体现我们的教育是人民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有的地方总是强调学校“正规”，要像学校的样子。大量基础教育学校只是关注考取大学的升学率，大学则是和国外比看谁出了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当前的现实是，绝大多数人需要的是以教育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手段。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如何让人民获得生存、发展能力，让人民富裕和幸福。教育如果不能让人民得到实际利益，就要脱离人民群众。中国思想文化有巨大的潜力，中国人民勤劳好学、聪明智慧，只要中国不断在发展，诺贝尔奖获得者迟早会出来的（编者注：一个月后的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只是以此来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我们的教育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不赞同。 

    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必须是人民的教育，学校必须是人民的学校，教育制度必须使多数人能够受到教育、培养。如果只有少数人享受教育资源，那不是社会主义教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都已经把受教育看成是纳税人的权利，用教育回馈社会和纳税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该比它们做得更好。人民需要多样化的教育，而不只是单一的升学教育。各种各样的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专业培训、师带徒教育，长期的、短期的，等等，只要是人民需要的都应该允许，应该给予支持。任何时候都不能限制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用考试指挥棒，以及留级、处罚等制度，压抑、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些方面都必须改革。那几年，我多次讲小学不搞留级制度，小学毕业生不搞升学考试，强调学校不要惩罚学生。既不能惩罚老师，也不能惩罚学生。现在学校里老师的指挥棒、考试的指挥棒，在一定意义上，对学生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一个孩子考来考去，一次考试就“盖棺定论”，他才几岁啊？怎么就那么多的压制、限制？有的孩子经常被老师指责，同学之间也互相指责，回到家父母指责。又比如，幼儿园小孩子都背着手，直直坐在那儿，有人去了，齐声喊“爷爷好”、“老师好”，一点活泼劲儿都没有，都被搞成小木偶了。我们那时一再讲要改变这种状况。尊师重教应该有，比如说老师进来了，要起立，但是不要都搞得那么死板。学校应该有规矩，但这些规矩不能形成对思想的束缚。教学模式怎么改，老师怎么讲课，教学活动怎么组织，考试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都涉及培养什么样的一代人的问题。我们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有创造才能有竞争能力的一代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就应该用相应的教育教学方法。 

    我们强调学校教育的多种形式、多种模式和方法，同时要注意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反映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提倡教育教学的多样性，不能够把统一性否定掉。强调办学方向，强调教育方针，强调思想品德教育，都是统一性。我当时对教育的形式、模式、内容、方法等是比较强调“多”的，但这个“多”是针对过去“少”而说的，而不是否定统一性。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在统一性的前提下才能谈多样性，只有有了丰富的多样性，才能有坚强和充实的统一性。 

    如何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育，转变成能够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体制，从而解决教育落后问题，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但教育毕竟有上层建筑的成分，必须改变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体制、政策、方针，纠正过去那些偏差的、不恰当的做法。教育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教育体制转变的必由之路。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不断通过改革进步的，通过改革以适应社会需要。改革是社会演进的基本方法。而且，所有改革都是社会领导阶层主导的。如果说革命对统治阶级来讲是被动的，那么改革、改良、改进，则是领导阶层的主动性行为。今天要改革，一百年后还要有改革。任何统治阶级，任何处在领导层次的政党、政权，都必须不断改革。不改革就僵化了，就要走到历史博物馆里去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改革是否正确和成功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决不是用改革自身来检验，也不能以改革的大小快慢来检验，而是以是否符合实际、是否有利于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来检验。要想改革成功，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步骤的大小、力度，都要从实际出发。历史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思维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实际。所以，改革措施一定要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给人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