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制度如何完善？

    面对“黑园”、“黑校”，一些教育管理者表示也有无奈之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针对无证办园问题，提出要“分类治理、妥善解决”。要对无证办园进行全面排查，加强指导，督促整改。整改期间，要保证幼儿正常接受学前教育。经整改达到相应标准的，颁发办园许可证。整改后仍未达到保障幼儿安全、健康等基本要求的，当地政府要依法予以取缔，妥善分流和安置幼儿。但现实中，对“黑园”进行处理后，由于正规办学力量不足，很难保证幼儿正常接受学前教育，往往会出现整改期限已到，幼儿园还是无法获得资质，仍然在运行的情况。

    2006年6月，北京市某郊区幼儿园大班的20余名儿童出现呕吐和腹泻症状，其中17人入院治疗。经调查，该幼儿园是一所专门招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幼儿园，并没有在教育部门取得办学资质。但是如果取缔幼儿园，50多名幼儿将无处可去。鉴于这种情况，卫生监督所和教委、公安等部门开了碰头会，初步处理结果是对幼儿园进行1万元罚款。

    储朝晖说，大量无资质幼儿园存在的原因，主要还是供需不平衡，在一些地方，学前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正因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与无资质的“黑园”、“黑校”往往存在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现实中，一些无资质的幼儿园要么处于整改期仍然办学、要么被默许存在，但是一旦出事，教育部门却推卸责任。储朝晖说：“在一些大城市的无资质打工子弟学校中，也存在类似情况。”

    “严格地说，只要是在辖区内的办学行为，教育主管部门都有进行监管的责任。”储朝晖表示，“一些教育主管部门认为，只有政府投资的幼儿园、学校才需要管，这是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政府包揽教育，教育管理者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而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民办幼儿园、学校出现，政府要改变观念、明确定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办幼儿园举办者告诉记者，他在北京举办的幼儿园，已经开办近5年，至今仍是非法身份。该园共有幼儿430多名，大多是外地户籍儿童。“在北京获取办园资质门槛太高，现在，我们的注册资金、教师资质、师生比等都符合条件，但即使是申办小规模幼儿园，也要求举办人是当地户籍、提供房屋产权证明等材料，我不是北京人，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这位民办幼儿园举办者说，“我们也和政府一样，怕幼儿园出事，非常希望政府能给我们一定的指导、帮助与监管。”

    北京某无资质打工子弟学校的副校长告诉记者，朝阳区就曾经向没有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派过协管员。一个协管员负责3至4所学校，会把教委的一些工作要求传达给学校，也会把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管理情况上报给教委，对于这些协管员，打工子弟学校都很欢迎。记者还了解到，2013年，北京市朝阳区就将350所未在教育部门注册的自办幼儿园纳入监管体系。

    储朝晖建议，对于这类无资质的幼儿园、学校，短期来说，政府应该建立起科学、专业的管理机制。不能不管，也不能因为一些利益关系而让管理行为变得随意，要提高管理水平，列出管理清单，明晰管理内容，形成常规、定期的管理制度。在安全、卫生等方面，教育部门还应该与相关部门协同监管。

    汤勇也表示，既然没有资质的幼儿园、学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社会需求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我们就应该督促并帮助其整改。一旦这些幼儿园经过整改达到办园标准，教育行政部门应按规定给他们颁发办园许可证，对他们一视同仁，积极帮扶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例如，保证这些民办幼儿园享受幼儿保教费10%的减免，保证其在园舍建设过程中享有建设费用的减免，并向相关部门为其争取相应的水电费收费标准等。

    “对于那些确需取缔的‘黑园’、‘黑校’，则一定要坚决取缔。必须由县级人民政府牵头，组织公安、法院、发改、教育等多个部门联合执法。”汤勇说。

    劳凯声说，在取缔无资质幼儿园这一问题上，教育行政部门如果只是强调已经下发了停止办学通知，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可以说，教育部门并没有完全履行责任。这种态度是消极的，积极的做法应该是申请强制执行。

    “据我所知，很多地方都有过教育行政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例。例如，在浙江省普陀县，有家长不肯把适龄儿童送到学校，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做了很多工作仍然无效，教育行政部门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认定情况符合强制执行的条件，便强制要求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上学，或者对不履行职责的家长进行罚款，使事情得以顺利解决。”在劳凯声看来，对于此类问题，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

    “长期来看，解决‘黑园’、‘黑校’问题，最终还是要增加规范、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我曾经算过一笔账，根据我国现有在园幼儿人数估算，当前的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过低。破解供需难题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储朝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