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平行等差？在法律的意义上，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实际上形成了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分。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的三道坎儿。

    在这种背景下，评价《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校办学自主权，尤其是2010年教育规划刚要颁布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总的落实情况，包括速度、规模、成效，我认为总体上是向好的，而且是令人乐观的。但同时，存在结构性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教育部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做得非常好，但是相对来说有一些部委就做得不够好，主要原因是行政资源割据和平行等差导致的。比如一些大学不是教育部主管，而教育部跟有的部相比属于弱势部门，因此协调起来很困难。

    第二，与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享受的办学自主权相比，地方院校的办学自主权还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还有其他管理高校的部门对地方高校的牵制力还是很大的。

    第三，高校办学自主权方面，中央政府落实得比较好，地方政府相对落实得不够好。

    防止地方截留高校自主权

    问：要进一步清理政府的隐形职能，这确实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我曾查看过一些历史资料，比如197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上海师范大学刘佛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等高校领导呼吁给高校一点办学自主权，这些校长、书记的真知灼见得到很多高校的积极回应，学者们也开始进行相关研究。作为高校的负责人，可否谈一谈你们希望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

    石亚军：拿学科专业设置来说，除了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结构部署、重大投资项目、重大质量责任的专业，每一个大学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定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去设置专业学科、设置课程、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科研的学术评价体系。

    高校的校长、书记和领导班子不会随随便便拿自己的品牌去糟踏的，让高校自己去运作，让它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不断寻找自己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定位，这样大学的活力才会迸发出来。

    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要厘清国务院各部门中与大学自主权有关的各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必须要审批的、必须要管好的都归属到教育部，由教育部来主责，其他部门出于责任拥有协责，最终形成一个主责与协责相配合的管理机制。第二，对于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在每年研究生免推指标的审批、大学教授的数量等方面，要进一步松绑。第三，对于地方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队伍建设、职称评聘等方面上也应该进一步放权。此外，教育部向地方院校下放权力的时候，还需要防止地方政府部门截留高校的自主权，防止地方政府非教育主管部门截留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还要注意在三级政府，即国务院、省级和市级之间合理的匹配。

    王广谦：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刚才我提到，就我校而言，并没有感觉到自主权管理过严或者没有发展空间。自主权还是需要紧扣我们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如自主招生顶着压力找出好学生也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方面需要在发展过程当中解决。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按照西方大学的自主权完全去套的话，现阶段恐怕也是不行的。因此，确定方向下决心推进很重要，在推进过程中根据经济社会和大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有所区别也很重要。这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坚持放权和监管两轮驱动

    问：放权很重要，监管也非常重要。据了解，有些高校内部治理还不够完善，影响了自主权的有效行使。请问，要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自主权，怎样坚持放权和监管同步？

    石亚军：李克强总理在提出国务院改革和职能转变电视电话会议上讲得很清楚——放权和监管两个轮子都要做圆。从政府对高校的定位来看，就是放权和监管都要做好。

    第一，政府要抓好宏观调控。要加强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把一些重要的资源用在教育的重要领域和环节。第二，政府放权之后还要优化审批程序。政府虽然放权但还有行政审批权，而不得不审的一定要优化，其中要规范自有裁量权，过去有很多自有裁量权，留下来的审批权一定要规范这个裁量权，同时，申报的程序、评价的标准应该体现公平和规范。第三，要创新监管方式。如何创新政府的监管方式？用什么样的一种模式、观测点和手段去监控大学的办学质量，这套方法是我们缺乏的，需要创新。第四，政府要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当政府职能转变了以后，好多原来有的一些职能，实际上可以让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中介组织去做，比如评估，评估未必就是由政府自己来包打天下，今后可以培育一个高等学校评估市场，由第三方中介组织来做，然后政府去购买这种服务，要创新这类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

    对于大学来说，就是一个命题——构建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要理顺党委的政治系统、校长的行政系统、学术系统、民主管理系统这四大系统之间的权力关系、权力运行机制。通过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来提升大学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内部的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王广谦：随着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扩大，以及发展过程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政府、社会、大学自身对办学都特别关心。因此，要建立更好的大学制度、大学章程，用它来约束大学，包括大学组织机构和学科专业设置的科学化，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提炼凝结，以及大学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和实施中的精细化，这些应该都是大学章程当中应该包含的内容。

    放权和监管如何同步？一方面，政府在实行权力清单管理、坚持放权的过程中要实行同步监管。主要是制定高等教育的基本规范和国家标准，使高校办学有章可循，也便于与国际比较，通过规范和标准来管理高等教育，通过规范和国家标准的贯彻落实以及评估、督导、惩戒等监管措施，促进大学的自律管理，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现代化。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学自身的发展，而促进大学自身发展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它受多重制约，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是说某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像美国大学的校长来华办学就能成功的，这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关，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关，与社会状况、社会评价、社会价值观等都相关。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办好大学，要在办学过程中尊重它的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不能急于求成。

    （详见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