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

    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教师素质以及教材质量；教师的问题是缺乏科学素养，建议延长师范大学的学制，进行深入且通识的教育；教材的问题是充满“物化”，缺乏“知识的哲学属性”，建议教材应由教授、院士编纂。这是一封从澳大利亚寄来的教育建言的核心内容。（4月11日《南方教育时报》）

    尽管文章提出的“高中教学大纲需全盘推倒重来”、“教育误国，自学兴邦”的偏激言论不可取，其开出的解决方案也未必就真是治病良方，但其对教育改革突破口的见解、对现行教材和教师素质问题的认识，却值得我们沉思，因为他提出了教育改革突破口“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形而下”入手固然也有积极作用，但终究不解决根本问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所以教育改革必须回到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上来。关于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目前最受认可的，一是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的名言：“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二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的名言：“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教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

    雅斯贝尔斯强调的是“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卢梭强调的是“怎么教、怎么学”的问题。通观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有“教学大纲”或者“行动计划”，“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总体而言，教法和学法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教法，就有什么样的学法；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所以，中国教育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钱学森之问”，直接原因就是教师的教法，深层次的原因当然就是教师的素质问题了。

    教师的教法与教材的质量密切相关，有了固定教材的素材，再加上以教材为蓝本的命题考试束缚，于是，千种教法、万种教法，吃透教材就成了第一法，教师的教法就简单异化为教材教法，各种教学方法都为此服务，但教材教法只能解决知识的传承问题。而更重要的教学教法，才能达到“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却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中被忽视了。在这个角度，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固然是一种方法，而在英美等国家往往采取的是没有统一教材的方法。

    没有统一教材，就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我国目前的教育实际，恐怕还很难。但改进教材质量，确实是当务之急。哲学之所以被称为“科学之母”，就是因为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确实，缺乏“知识的哲学属性”是我国教材的通病。因为缺乏“知识的哲学属性”，没能赋予人精神力量与美的感受力，教师和学生都无法真正爱上教材，更不用说爱上对知识的探索了，所以也就难以让学生具有真正的“创新实践”能力。

    我国的教育改革，长期以来主要是在做“形而下”的文章，而对“形而上”的改革太少。要真正破解我国教育的弊端，仅做“形而下”的文章，显然是不够的，是时候该思考和启动“形而上”的改革了。“形而上”改革的突破口，教师素质和教材质量或许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方法论与具体路径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