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笔记的莫言 本报记者 齐林泉 摄

    我也曾经体验过读书的乐趣，那是我童年的时候。书很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家长反对我读这些没用的“闲书”，牛羊等待着我去放牧它们，我躲起来，不顾后果，用最快的速度阅读，匆匆忙忙，充满犯罪般的感觉，既紧张又刺激。——莫言

    ■管谟贤

    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是先当读者再成为作家的。作家莫言在青少年时期酷爱读书，条件虽然艰苦，但他总能想方设法读到自己喜爱的书籍。这开启了他的心智，奠定了他的文学功底，最终使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乐读“闲书”

    莫言只上了五年小学就失学了。他从小就迷恋读书，那时的农村，既无电视，也少有收音机，连电影都很少看到。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村头上的大喇叭里播放的歌曲、样板戏或春节期间看本村业余戏班子演的《三世仇》、《姑嫂擒匪》等茂腔戏，生活很枯燥。说到这里，我觉得中国人真应该感谢周有光先生制定的拼音字母和拼音方案，莫言上到小学二年级就学会了查字典，所以他很小就能查着《新华字典》读“闲书”。所谓“闲书”，是农村人对小说的称呼，人们把看“闲书”当成不务正业，所以莫言开始看“闲书”时，家里大人是反对的，因他常常为了看“闲书”而耽误了割草放牛羊。后来，学校老师来家访时说，只要功课学好了，看看“闲书”也无妨，既可以多识字，还能明事理，向书里的英雄人物学习。此后，家里大人们才不大反对他看“闲书”了，只要能完成分给他的劳动任务，搞好学习就行。好在那时的学校，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老师不布置或极少布置家庭作业，所以莫言有大量的时间看“闲书”。

    莫言从小记性好，看书速度很快，一遍看完，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背诵。读欧阳山的《三家巷》时他才六七岁，看到书里的美丽少女区桃牺牲之处，禁不住流泪，看完此书，小小年纪便怅然若失，上课无心听讲，在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区桃”二字，被同学讽刺、告密，受到了老师的批评。有位老师借给他一本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和冬妮亚的初恋同样让他着迷，读到二人分手时，他禁不住为之伤心流泪，一连几天，好像害了相思病。这说明他是真的读懂了，是用心在读。为了读杨沫的《青春之歌》，他不去割草放羊，钻在草垛里，一个下午就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为看二哥借来的藏到猪圈棚子里的《破晓记》，他头碰到马蜂窝，几十只马蜂蛰到脸上，顾不上痛，抓紧时间阅读，读着读着眼睛就睁不开了，肿成了一条缝，还是忍着痛苦阅读。莫言二哥也是个书迷，二人经常互相争抢，有时二哥借到好书在看，莫言就凑过去，一目十行地读。二哥不愿他在旁边看，就把书藏起来，但不管藏到哪里他都能找到，找到后，自然不顾一切，恨不得把书一口吞到肚子里。

    为了找书看，莫言曾帮别人推磨换书来读。他把周围的熟人家、老师同学的书都借来看了。我放在家里的《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鲁迅作品选》自不待说，连我留在家里的初高中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课本都读了，甚至连我的作文也不放过。我们上初中那阵，语文课是分为《文学》和《汉语》的，那套《文学》课本编得很好，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牛郎与织女》、《岳飞枪挑小梁王》等，到了高中则按文学史顺序从《诗经》一直学到《红楼梦》。时至今日，莫言和我都认为那套语文教材是编得最好的。莫言读《聊斋》也是从我的语文课本里的《席方平》、《促织》开始的。实在没书可读了，他连家里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也看。报纸看完，莫言就翻《新华字典》，试图把它背下来，把一本《新华字典》翻得稀烂。认真背字典，大大有助于认字和掌握词汇，这也奠定了莫言的文学功底。

    据我了解，莫言少年时期不但把古典小说《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榜》都看了，还把当时流行的所谓的“红色经典”差不多都读了一遍。除上面说的之外，诸如《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迎春花》、《红旗插上大门岛》、《海岛女民兵》、《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山乡巨变》、《踏平东海万里浪》等也都看了。

    “用耳朵阅读”

    莫言失学以后，曾经跟我们的大爷爷学过中医，背诵过《药性赋》、《濒湖脉诀》等中医专著，也读过《唐诗三百首》，为学习古典文学打下了一点底子。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要开展“评法批儒”，当时我在湖南常德一个企业工作，上级派下任务，让我们厂和常德师专中文系师生一起注释刘禹锡的诗文，厂里就派我参加，后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刘禹锡诗文选注》（1976年）。正式出版之前，我把征求意见本寄给了莫言，莫言不但自己认真读了，还把它带到棉油加工厂，给要好的工友看，几个人还认真讨论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含义，抒发过“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上碧霄”的豪情，但这时已离莫言当兵不远了。

    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在很多文章里提到的“用耳朵阅读”的问题。所谓“用耳朵阅读”，是指的听书听故事。我多次说过，我的大爷爷、爷爷都极善于讲故事，生产队的记工屋，冬天的草鞋窨子都是人们谈古论今讲故事的地方。另外，集市上的说书人说的山东快书《武老二》，大鼓书里的杨家将、岳飞故事以及茂腔戏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都令莫言着迷上瘾。看电影更不用说了，那时农村难得放一次电影，县里的电影队下来巡回放映，莫言和其他农村青少年一样，追着电影队跑，一部电影看好几遍，里边人物说的台词都能背诵，动作也模仿得差不多，电影队下次再来放这部片子，他照样看得津津有味。难能可贵的是，莫言看了小说，听了故事，看了电影，听了说书，都会回家给母亲奶奶她们复述，讲给她们听，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不可忽视。因为复述故事，就是一种语感训练，是一种再创作，复述故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忘记的地方，这就需要复述者往下编，自己变成了编故事的人。莫言从小练就了向别人转述故事、讲故事的本领。读书越多，转述得越多，编得就越多越好，由此达到了一种“读书破万卷，开口如有神”的效果，为他今后的写作打下了语言功底和讲故事的基础。

    当然，莫言此时期的读书，只能是处在无意识的阶段，碰到什么读什么，读书仅仅是为了娱乐，为了生理感官上的需要，一点功利的目的都没有。所以，读的书几乎全是文学作品，是小说，而且大都是长篇。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我也曾经体验过读书的乐趣，那是我童年的时候。书很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家长反对我读这些没用的‘闲书’，牛羊等待着我去放牧它们，我躲起来，不顾后果，用最快的速度阅读，匆匆忙忙，充满犯罪般的感觉，既紧张又刺激。”

    为前程苦读

    莫言入伍后，开始了他有目的、有意识的读书阶段。一开始他在黄县当兵，“四人帮”被粉碎后，部队掀起了学文化的热潮。领导看莫言勤奋好学，口才不错，要他给战士们讲课辅导。讲语文、政治还好说，讲数学，对莫言而言确实难。俗话说，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莫言起点低，哪来那水平。所以这个时期，莫言除了站岗出公差外，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有意识地读了很多书，当然也包括数学，自己不会，就跑到当地中学里去拜师，在单位里向大学毕业的技师学习。他十分刻苦，讲课反映还不错。

    也是在此时，莫言开始尝试文学创作，自然又有目的地读了很多文学方面的书。那时，可看的书多了起来，一些老作家被平了反，他们的作品就像重放的鲜花，莫言读了不少此类书籍。

    1978年1月15日，领导通知他，上边给了一个考大学的名额，部队推荐他去，学校是位于郑州的一所部队院校，学无线电。莫言一听十分高兴，又十分担心。高兴的是考上大学就可以学到技术，就可以留在部队，改变自己的人生；担心的是自己文化水平低，怕考不上。单位领导很照顾莫言，每天只让他站三小时岗，其他时间都可用来学习。我们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十分高兴，家里把我用过的初、高中教材全都寄给他，我岳父也从上海买了几本高考复习用书寄给他，莫言在单位里技师的辅导下，苦读了五个多月数理化。到了6月份，他的高考名额被取消了，理由是莫言年龄过大（23岁）。这半年来莫言“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自学完中学数理课程，学完了初中化学大部。”这一番学习，看似与写作无关，目的很明确——为了高考，但我认为，这一番苦读，对提高他的文化素养还是大有帮助的——扩大了他的知识面，提高了他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水平。

    莫言不能考大学，面临着复员回家的可能，他给我写信说，想要回家继续复习功课，学英语，参加地方高考。我回信让莫言打消此念头，告诉他一旦复员回乡，沉重的生活担子会压得他直不起腰来，天天为养活老婆孩子下地干活挣工分，哪有时间复习功课学英语？我鼓励莫言安心在部队服役，认真学习，抓紧写作，还为他提供了一些写作素材。到了1979年4月21日，莫言给我写信说，他已经重新“开始写作，根据大哥提供的线索，写了1958年一个中学生回乡看到的一切。”此小说没有被发表。还“写了一个六场话剧《离婚》，寄给了《解放军文艺》”，也被退了稿。他写信告诉我：“我的文艺创作，连战连败，使人丧气得很，看来我没有这方面的天才。不过，我是不死心的，还想继续尝试下去。”我给他回信，赞同他继续搞创作写小说，鼓励他要有“连败连战”的精神，不要气馁，要多读书，一定要坚持下去！即使当不了作家，读了书，丰富了自己，一旦复员回乡，也可以争取当一名农村中学的代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