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基年轻时

    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邓子基在书房。（资料图片）     熊杰 摄

    ■本报记者 熊杰

    近日，邓子基和厦门大学另三位教授一起，领取“南强杰出贡献奖”。上台领奖的邓子基，虽然91岁高龄，但精神依然矍铄，浓浓的白眉间透出佛意，敦厚的面容，宁静的神色，很容易让人想到武侠小说中的“掌门方丈”。

    其实，邓子基早年是厦门大学财政学的“掌门人”，他是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解放初，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厦大原校长王亚南教授，学习经济学，在厦大学习、工作至今，已有64年，是地道的“厦大人”。

    “南强杰出贡献奖”于2013年首次颁发，授予长期为厦大服务、有卓越成就的教授，而邓子基的经历和业绩，正好切合这些条件。

    清苦的求学之路

    邓子基的家就在厦大附近，离海不远。站在阳台，面朝大海，远处山峦隐现，山海相连。在书房里，他接受了采访，听说有记者来，他还专门准备了一份手写提纲，密密麻麻数页纸，这种严谨与细致着实让记者感动。

    邓子基的博士生说，老先生很认真，到现在还有三个本子，一个本子记录每天要做的事，另一个摘抄读书看报的重要内容，还有一个记录养生保健知识。

    看到记者面对笔记本的惊讶，邓子基解释说：“我还没‘退休’哟，还在岗，还带博士生。”他说，今天的工作安排是接受采访，他要谈人生，谈学术，谈学生，谈为人之道。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沙县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年幼时，邓子基的父母先后去世，他成为孤儿。为了生计，他上山砍柴，沿街叫卖，后来到夏茂镇上一家杂货店当学徒。

    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邓子基自暴自弃，在当学徒期间，他就为自己做了人生的第一步规划，那就是读书。当学徒半年，邓子基就攒了十几块银元，凑足学费后，他毅然决定去上学，考南平初中。

    生活的苦难让邓子基学会了把眼光放在未来，把规划当习惯。“银元有可能被花光，退路是没有了，我只能靠考取好成绩来赢得奖励”，邓子基这样回忆当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入南平初中。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邓子基不仅完成了初中学业，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福州高级中学。

    1943年，邓子基被保送到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同时被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录取。在较早开学的国立交通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后，因费用不足，学业无以为继。为继续读书，他放弃了学飞机制造，转到免学费、包吃住包分配的国立政治大学攻读经济系财政学专业。毕业后，时值内战，风雨飘摇，他在江苏泰兴县当了几个月的小税务员，也在中学教过书。

    新中国成立不久，厦门大学传来了消息，王亚南校长领衔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50年7月，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资本论》研究生班学习，迈开了学术探索的步伐，也拉开与恩师王亚南结缘的序幕。

    王亚南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入校后，邓子基用两年时间潜心攻读《资本论》。王亚南要求邓子基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他对邓子基说，“你以前做过税务工作，那就搞财政学吧。”

    “亚南校长是解放后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我们那届8名研究生，最后只有6个毕业，按期毕业的才4个。”邓子基回忆说。

    为了让邓子基更快成长，王亚南还安排他为本科生兼课，鼓励敦促他学习、思考、写文章。邓子基的《苏联预算制度研究》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的，并于1952年发表在当时全国最早的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上。

    王亚南出于爱才之心，让邓子基留校工作，这一留就是60多年。

    “国家分配论”的倡导与发展

    师从王亚南，学习《资本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学究”、“固步自封”等词语，但是邓子基并非如此，对苏联的理论，对计划经济思想的囿限，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突破。

    建国之初，我国财政理论界主要流行的是苏联“货币关系论”的观点。

    1957年，西南财经学院教授许廷星写了一篇关于财政学研究对象的文章，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年轻的邓子基从中得到启发，他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一种货币关系体系的观点仅停留在对财政资金运动的表象描述上，没有揭示财政的本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财政思想，潜心研究财政的本质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提出了“国家分配论”观点。

    1962年，邓子基发表《略论财政本质》一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国家分配论”，并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一观点。同年，他发表了《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通过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与阐述，邓子基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述了财政的本质问题，初步确立了他“国家分配论”代表人物的地位。

    现在，“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学”教材中，基本沿用这一理论，并被学界广泛认可。 

    邓子基说，国家分配论的核心在于分析与探讨财政活动的本质，国家分配论能说明财政是什么。他说，明确财政的概念是财政基础理论的重要前提，概念是人们认识的阶梯，概念不清，误解了别人的观点，争来争去就不会有结果。

    然而，“国家分配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多次大的争论，而这其中，曾经历了三次“交锋”。

    1964年，全国第一次财政理论研讨会在大连召开，邓子基担任华东组组长。“国家分配论”成为会议争论的主题。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要不要以国家为主体”，但最终多数人认同要以国家为主体这一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随着国情国策的变化，国家要给企业和地方松绑，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国家分配论”遭到批评，第二回合的交锋出现了。

    1980年8月，全国各地财政学者80余人齐聚厦大，参加“文革”后的首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在会上，专家学者强烈质疑“国家分配论”，面对学术上的不同看法，邓子基顶住压力，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分析判断。邓子基说：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同观点进行研究分析，才可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只有吸收他人积极的东西，才能巩固自己、壮大自己。

    在1980年的这次讨论会上，邓子基让他的3名研究生对提出不同观点的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专访，并认真分析，随后，他根据大家的质疑，发表了《为“国家分配论”答疑》的文章，对不同的提法、观点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阐述，也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发展。

    他在《为“国家分配论”答疑》中提出：财政与国家有本质的联系，有国家就有财政，但在具体的时段，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稳健财政政策，还是紧缩开支，还是大量地投放，就要看现实的需要，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以客观规律为根据，这样的政策就是无往而不胜的。这轮思想观点的大激荡，不但推动了“国家分配论”的发展，还巩固了其主流地位。

    1998年，第三次“交锋”发生。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财政学界从西方引进“公共财政论”，强调政府应关注公共服务，主张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这一论点得到学术界的追捧。

    “公共财政论”刚引进的时候，很多人提出“国家分配论”是“过时论”，称其讲的是计划经济的理论，现在是市场经济，当然“过时”。第二是“怀疑论”，怀疑理论还能不能指导实践，管不管用。

    邓子基在归纳当时质疑的声音后，于1997年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文，反对完全照搬西方“公共财政论”、替代和否定“国家分配论”，主张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认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应当是：坚持+借鉴=整合+发展。

    邓子基说，“国家分配论”探讨财政活动的本质，是本质论，而“公共财政论”着重在于界定财政活动的范畴，并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运行过程，是现象论，因此，要以“国家分配论”来发展“公共财政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说，邓子基是“国家分配论”的推动者之一，这一理论在财政学界流行了若干年，后来背景变了，亟需探索新的理论，邓子基把“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巧妙融合起来，从中提炼理论，为中国财政的改革发展探索新的方法论，这需要有一种可贵的自我否定精神。

    2001年，在无锡市召开的第15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上，邓子基在大会上做学术报告，提出了上述新观点，获得热烈掌声。会后，以“内参”形式专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供党中央、国务院最高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