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的先行者

    当学者用西方理论质疑“国家分配论”落后时，邓子基已经在学习西方理论。早在1980年，他就开始组织翻译美国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已经涉及“公共财政”的相关理论。

    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俊培教授说，上世纪80年代，他从国外带回了马斯格雷夫的名作《财政理论与实践》，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知之甚少，因此，准备将其译成中文。当吴俊培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联系时，出版社的同志告诉他，邓子基已经翻译了，并马上要出版。吴俊培说，这时我才知道邓子基学术常青的秘密了。而此时，邓子基已年近六旬。

    即使是在“文革”期间，邓子基也坚持潜心进行科学理论研究。1972年，他成为复办厦门大学财金专业的负责人，到1982年时，他已经成为财政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改革开放后，在“科学的春天”里，邓子基在大量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60年代初他所提出的建立财政学这门原理科学的设想。

    邓子基的第一届博士生是1985年入学的，当时有董大胜、巫克飞、葛南翔三位。为了培养学生的学术实践能力，邓子基带着他们编写《比较财政学》一书，让他们在实战中提高学术能力。当时，董大胜和葛南翔学俄语，巫克飞学英语，邓子基则俄语和英语都懂。邓子基让学俄语的重点研究苏联财政，而学英语的则重点研究英美财政。董大胜回忆说，作为博士生，能有机会参与前沿书籍的编写，其锻炼作用可想而知，我们三个人严格分工，动手研究，最终拿出了一部让老师满意的作品。而这三名博士后来都成为业界的精英，董大胜现任国家审计署党组副书记、副审计长，葛南翔则成为厦门国际银行总行副行长，巫克飞成为广州商业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邓子基说，老师带学生，既要出人才，又要出成果，这三名学生不仅学术成果丰硕，而且在本行业都做得不错，他们用自己的勤奋，实现了我的育人目标。 

    当时，比较财政学是一个新领域，尚缺乏这方面的专著或教材。邓子基带着博士生们主编的《比较财政学》，开启了一扇对照我国现状、全面学习研究西方财政学的窗户。

    此后，他又与儿子邓力平合著，于1989年出版了《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比较研究》；与巫克飞合著，于1993年出版了《西欧国家税制改革比较研究》，从而进一步发展了这门学科。

    邓子基还与唐腾翔合作，从1986年起，陆续发表了国际税收系列论文，1988年，两人还出版了《国际税收导论》。这些是我国较早的国际税收研究论著，为国际税收学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子基还通过对国家征税的权力、利益、义务的辩证分析，提出了“权益说”，提出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税收本质进行了高度概括。

    1990年，邓子基与张馨尧、王开国合著出版《公债经济学》，是国内较早的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公债问题的学术专著。1990年和1993年，他分别主编出版的《财政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及《财政与宏观调控》两本书，对于我国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早在1962年，邓子基就提出“财政学的对象、范围，应包括四个不同社会形态国家共有的，以及每个社会形态特殊的财政分配关系和其发展规律”。邓子基还提出，应注意财政学与从其分化发展出去的专门学科，如国家预算、企业财务、财政史等学科的联系与分工关系。而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的这些理想一一变成了现实。

    “敢于摸老虎屁股”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子基受福建省委委托，搞一次物价大调研，他带着研究生和政府有关部门同志联合进行调查，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他用大量事实数据和鲜明的观点，提出了物价改革的意见。

    当时的经济改革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讲商品经济都躲躲闪闪，还要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时，邓子基就在这份调研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了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第一规律，这在计划第一、物价第二，没人敢碰禁区的年代，亮明这样的观点，并非易事。他还特别提出，福建省首先要做的是：放开猪肉价格。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看完报告后，甚是高兴，即在报告上批示：“好，敢于摸老虎屁股”。

    至今，在回忆起提出放开猪肉价格时，邓子基仍然十分动情，他说，当时全国还没开放肉价，提这个论点，比全国早两年，要冒很大风险。

    邓子基说，改革开放后，印象最深的事情，除了提出开放物价，还有一件，就是驳斥“赤字无害论”，并坚持财政平衡的理财思想。他说，改革由最初是不敢，到后来是大胆，但有些人一提改革，就想到照搬西方的东西，而不顾中国的实际。他一贯认为，不管采取何种政策，均必须紧密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地将发达国家的做法套用过来。

    邓子基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学界不少人主张借鉴西方财政理论中的经济平衡观，实行周期平衡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还有不少人认为：“赤字无害”，主张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对此，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曾连续发表文章，六论财政收支矛盾与财政收支平衡，驳斥了“赤字有理”的观点，并大声疾呼“赤字有害”，指出在我国的国情条件下，就社会制度、生产发展水平、生产目的、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的特点，以及历史经验教训方面来说，我国不能轻易推行“赤字财政”政策，而必须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

    同时，邓子基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财政平衡作了较全面、系统的探索。他在《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问题》一书中指出，财政收支矛盾是财政的主要矛盾；财政收支矛盾是绝对的，财政收支平衡是相对的，绝对的财政收支矛盾可能转化为相对的财政收支平衡，这就是他强调的著名的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就邓子基的财政平衡观而言，强调相对的动态平衡，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辈子只希望做到“十个字”

    “文革”后，邓子基是厦门大学复办财金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记者了解到，现在活跃在财政、教学、企业界的精英，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的毕业生。

    邓子基不仅对知识追求有强烈的热情，对学生也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无论是学生，还是儿女，都把他当作心中的慈父。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是邓子基招收的首批博士生之一。他清晰记得，专业课就是在邓子基家里上，“中午时，师母会给我们每人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一边研究比较财政学，一边享用午餐。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邓子基说：“人的感情是相互的，你爱护学生，学生就尊重你。”邓子基深刻地体会到，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极大地促进教学相长。

    邓子基有一儿一女，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时，其乐融融，但邓子基说，他的儿女不止这两个，因为他把学生们当成了子女。现在，学生们在工作、生活、事业上有什么好消息，都会告诉邓子基。他每接到学生的一个好消息，都会高兴许久。 

    在采访中，一提学生的成就，邓子基就很兴奋，他不时向记者讲起自己培养的学生人数。他说：“我今年在厦大从教64年了，培养了博士生108人，已经毕业了106人，身边还有2个；培养硕士生300多人，至于本科生就数以千计了。”在他的学生中，从政的有的当上省、市领导，还有的成为大学校长、银行行长，从教的有博士生导师、知名学术带头人，从商的有董事长、总裁等等。 

    邓子基说，学生很多都在做为国家理财的工作，当大官的不少。他笑说：“我可不想当官，有的地方叫我离校搞财经工作，有的地方要我去当这个长、那个长的，他们联系了我，我都谢辞了，我就想一辈子教书。”最后，邓子基又解释说：“还是当老师好，让我多干了31年，如果从政，60出头就要退了。” 

    邓子基经常把从一生坎坷总结出来的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告诉学生。他说，人生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为人的钥匙。我自己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它们交给学生。

    十多年前，就有人跟邓子基说要少工作、多休息、享几年清福。邓子基却要活到老，工作到老。即使是在90岁高龄，他仍工作在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每次上课还是三节连上，中间只休息20分钟，但这20分钟也往往被学生的提问所占用。

    谈到健康之道时，邓子基说，他坚持做到“四动”，即动脑多思，动口多讲，动手多写，动脚多走。他说，现在他还坚持每天看书和写作6个小时，每日必看新闻联播。除了工作，他还坚持运动，他向记者表演了自创的健身操，他说这样运动有益健康。

    最后，邓子基总结说，我一辈子只希望做到“十个字”，那就是恩师王亚南所说的：“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

    手记

 “弥勒佛”印象

    ■熊杰

    采访邓子基时，他始终精神饱满，言语平和，他既回忆往事，也兼谈时事，还不时向记者普及财政知识。访谈既穿越了时空，又纵横于学术的经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