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资料图片）

    ■李东朗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最大特点，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而广东的改革开放是和习仲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仲勋的认真负责、积极探索和勇于担当，催生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使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习仲勋，可能就没有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

    严峻时刻，履职广东

    1978年4月，蒙冤受害16年、复出不及两个月的习仲勋匆匆赶赴广州市，主政广东。其时，广东省的形势复杂而严峻。

    第一，经济状况不良。农业发展低于全国平均速度，全省五分之一人数的口粮在30斤保护线以下。贫穷饥饿引发“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城市设施欠账很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曾多次焦虑地说：“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第二，贫穷及其和香港的巨大差异，引发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仅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数已超过10万（包括港英当局同期遣返的33000多人）。由于大量劳动力外逃，9万亩耕地抛荒，使低迷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成为困扰广东的重大问题。同时，偷渡引起香港当局的严重关切和交涉。

    第三，积案甚多。文革十年浩劫，全省超过11万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原有干部总数的15%），其中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640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4.5%）；2.8万多名干部被强制退职退休、插队落户，10.7万人被以“战备疏散”名义赶出城镇；还有以所谓“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另外，在文革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牵涉面多人广。因此，有步骤地处理建国后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

    第四，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两种偏向，一是思想僵化，“条条框框很多，左顾右盼”：一是心有余悸，害怕出错，因此工作缩手缩脚，觉得少做一点好，做多了容易弄错。

    鉴于广东的形势严峻和复杂情况，中共中央选调习仲勋把守中国的“南大门”，治理这一国家战略地区。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拨乱反正，寻求突破

    对于中共中央的任用，习仲勋有清醒的认识，“感到担子很重”、“责任十分重大”，但他决心“以跃进的姿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履职伊始，他就明确指出“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开展全省性的大规模整风活动，大张旗鼓地复查和纠正冤假错案，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宣传，坚决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当时阻力很大，有人向中央告“状”，甚至省委领导人也不同意；也有人从北京传话，要他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上慎重。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他没有退缩和犹豫。他的这些举措，迅速打破了广东省的沉闷局面，在组织领导、思想路线、工作作风转变和人心聚集等方面，产生了突破性作用，为广东走出文革破坏的困境和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解决农业经济困难，是当务之急，他积极寻求突破的途径。1978年7月，宝安县委提出发展经济的建议，如吸收外资搞加工业；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种植其他作物出口香港挣外汇等。这些建议，和当时的政策和政治提法，明显存在距离，但习仲勋明确表示同意，指出：“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习仲勋还特别指示他们，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习仲勋的这些话，实际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思路去解决面临的问题，一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实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不同寻常和超前的，既令人吃惊又令人耳目一新。根据他鲜明的态度和大胆的决定，宝安县开始建设外贸基地，过境到香港兴办养鸡场，逐步扩大小额贸易，由此启动了寻求经济发展的新方式。需要强调的是，其时距离习仲勋履职仅3个月的时间。

    力倡放权，先行一步

    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习仲勋迅速形成了根据广东特点而不同于内地的经济发展思路。

    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并且为此提出一个颇有震撼性的意见——要求中央授权广东省。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1979年1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的吴南生提议，利用汕头市的地理优势和华侨众多的特点，在该市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主持会议的习仲勋当即表态同意，并且扩展了吴南生方案：不仅在汕头搞，“全省都搞”。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习仲勋决定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由此，形成了中共广东省委创办“贸易合作区”的方案，即：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此即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著名的“广东先走一步”的方案。

    所谓“广东先走一步”，核心是“放权”。在发展广东经济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习仲勋深深感觉到“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于是要求中央放权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小组讨论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组汇报会上和向邓小平的专题汇报中，三次明确向中央要权：“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并且说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些话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这是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挑战，是对中央权力的挑战，同时也是实行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需要。如此石破天惊的意见，彰显的是习仲勋的魄力、睿智和勇气。

    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提出的意见，得到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肯定，邓小平鼓励广东省“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把广东省委一直踌躇未决的“贸易合作区”名称问题解决了，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华国锋表态支持：“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由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正式提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启动。

    敢于担当，勇于创新

    改革开放给广东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深刻影响了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个历史关头，习仲勋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在他履职广东的很长时间里，文革形成的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弥漫全国，习仲勋本人1962年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诬陷尚未平反，他在广东的探索和改革，是在甘冒风险中开始和进行的。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也“心有余悸”，甚至可能“被挤出广东”，但他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心，毅然决然坚持冒险去做。他反复表示，如果广东还是慢步走或原地踏步，心里不安。他说，“广东先走一步”的问题，关系广东的发展，同时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因此，“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在中央批准广东兴办“特区”后，他提出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习仲勋突破进取，向中共中央建言献策，开启了广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示范和引领了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李东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史教研部民主革命教研室主任，著有《抗战不能忘却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史稿》（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等学术著作八部，主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第一卷）《长征全史》等著作13部，参撰《中国共产党谈判史》《抗日战争全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2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