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来明

    21世纪，“国学”又成了国人聚焦的中心，令时贤备感振奋。其间虽不免杂陈滥竽充数之声，亦足可激起国人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热情。

    “国学”之于今人虽是“传统”，是“旧”，但纵观其生成、发展，均有特定历史语境，均是针对当时历史实际而发，凝聚着前贤“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许多贯穿于中国文化元典的精神，在当代文化构建和文明建设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以西方为师，既领受了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也滋生了各种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其中既有现代工业文明原发产生的弊病，也有中西交汇中出现不适留下的后遗症。以往弃除传统以容纳西方的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中华传统文明的许多优秀价值理念，在现时背景下正可为建构新时期文明形态发挥作用。

    以儒家而论，现世关怀历千年而不变。《论语》二十余篇，全在成人与立己。其中如“仁爱”“亲隐”“义利”“理欲”“荣辱”“廉耻”等观念，仍适用于今日。汉唐经学，虽不乏赘言，杂陈谬见，但各自于解经之中贯注了社会理想和治世观念。宋明理学与陆王心学，立论看似对立，实则都志在建构一种适用于日常的伦理与道德，其中的许多精义之论，若能在当代语境中予以合理阐发和弘扬，对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仍有启示作用。当下讲习国学，此为其中一大关键。今日治儒家的学者，尤应注重其在现实中的适用价值。

    即便是道家哲思，表面上看起来虽然主张闲适与无为，骨子里也包含着现世关怀和时代忧患意识。老子为柱下史数十年，最后写成的《道德经》，并非发为空言的玄想，只是与孔子采取了不同的言说方式。短短五千余言，“圣人”之说凡数十见，可见其并非“绝圣弃智”，只是要另造一种“圣人”，传达另一种“智慧”。老庄哲思要传递的是一种不同于儒家的人生态度。儒道相济，进退之间，方能体悟人生真谛，创造和谐氛围。

    释家之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植根于本土的意识与观念。来世之说固不可信，然则若能因此教人为善，断却多少欲念妄想，亦多能造福苍生，安定社会。

    中国传统的史家著述，更是注重以古鉴今、识往知来。司马迁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意在参资时事，借镜治政。

    当下讲习国学，研精旧典固然必不可少，开掘新义以为今世之用不可或缺。而国学要真正实现对当下精神价值建构的资借，当切入日常生活，不急一日之功，潜移默运，方能收效于百年之后，真正绘出中华民族复兴的盛世宏图。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