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在伏案工作。

???汤一介与夫人乐黛云在书房。

    他是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特质高屋建瓴的把握和阐扬、对魏晋玄学的深度阐释和研究、对道教和佛教的探幽发微、对中国阐释学的深度发掘、对文化问题富有现代性精神的深入思考、对一些大型项目卓有成效的设计和指导，皆表明他既有究天人之际，探寻真善美的学术承担，更有兼济天下的现实关怀。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之中。

    ■本报记者 梁杰 刘博智

    2014年9月9日，这一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在北京病逝。汤一介今年88岁，他曾颇有感慨地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 

    德厚为师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

    虽然幼承庭训，家学渊深，但汤一介的学术生涯却从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那时，先生已年逾五旬。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但他仍然意气风发地重登讲台，向往着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做点事情。

    他开的第一门课是《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汤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许多外系的学生也来旁听。教室一下子变得十分拥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回忆说。当时李中华正在北大哲学系读在职研究生，汤先生讲课之际，北大已恢复了招收研究生的制度。那时能为研究生开课的老师并不多，所开课程亦有限，因此，“一听说汤先生要讲‘玄佛道’，学生们都争着来听课”。李中华记得开课那天，他提前从家里跑步赶往教室，但一到教室，却发现一个座位也没有，就是可以站立的地方也很有限，他与同学开玩笑说：“听汤先生的课，痛感无立锥之地。”最后只好换教室，还是坐不下，再换教室，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这是李中华第一次听汤先生讲课。汤先生讲课，语言无华，语速不缓不急，嗓音不卑不亢，重点处常常复讲，基本上是照着讲稿讲，不添加任何“幽默”和“诙谐”，表面上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却能吸引你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下课后，大家议论纷纷，说听汤先生的课，有如参加一场思想理论和学术的盛宴。

    汤先生生前曾回忆：“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自始至终听完这门课。”周一良是陈寅恪的弟子，是国内外著名史学大家。

    1984年，汤先生又为哲学系开设了“中国早期道教史”，之后又相继开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又连续讲授了“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诺波罗蜜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关于佛教的课程。皆受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欢迎。

    汤先生的课为什么这样受欢迎？在李中华看来，首先是有新意，“汤先生讲课贵在所得。这与汤先生的家学影响及多年积累有关。听他的课，虽不觉生动，但觉深刻，可使人回味、使人深省”。其次是有突破，汤先生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冲出了多年设定的思想禁区和框框。再其次是有才情。“汤先生讲课质实而无虚夸、无穿凿、无卖弄、无诋毁。对古人及其思想给以同情的理解，故使人听起来可靠、可信、可受”。

    在汤先生的教学生涯中，培养研究生是他教学的一个重点。从1991年至今，汤先生共培养了近40位博士生。这些博士生毕业后，大部分在高校任职，多数已被评为教授、副教授并成为教学与学术研究骨干。“先生教书，具有特有的学术风采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做汤先生的学生是件荣幸而又幸福的事。”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广保说。“先生治学严谨，事必躬亲。我们的博士论文他都要一页页地认真看，仔细改。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严格，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也很关心，当年我博士毕业找工作时，先生为我写了好几份推荐信。我们写的书都请汤先生作序，先生不仅抽时间为我们写序，还认真地指出每本书的优缺点，有时还为我个人的学术发展提出建议。”张广保回忆说。

    “玄、佛、道，是汤先生家学传统的一部分，汤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基本上继承了其父亲汤用彤老先生的‘真传’。”北大哲学系教授、《汤用彤传》作者孙尚扬说。据孙尚扬介绍，当年他写《汤用彤传》时还不到30岁，博士毕业刚工作不久。“汤用彤先生是学术大家，先生让我为其父亲作传，是想让我借此机会多读些老先生的书，这是在有意识地栽培、提升学生。”《汤用彤传》1996年在台湾出版发行，并收入《世界哲学家丛书》。

    “汤先生对北大哲学系以及哲学后辈学者充满期待。”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十分关心哲学系未来的发展，“我刚任哲学系主任时曾请教先生。汤先生认为北大哲学系应该培养出更多的哲学家，应更多关注哲学问题；先生强调哲学系学科之间应打破壁垒，做中国研究要学习西方知识，要有国际视野，学习西方哲学也要有中国根基。这是汤先生个人追求的一贯理念。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者。”

    融会古今中西

    开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2014年9月11日，在北大人文学苑1号楼108室，汤一介先生灵堂正式开放并接受社会人士吊唁。灵堂中央悬挂着汤先生的巨幅照片，两边是一对长长的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辅新命会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这幅挽联出自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之手，是对汤先生追求古今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概括。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一文，率先提出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发展史来考察，并试图突破50多年来“唯心与唯物两军对垒”以及“唯心主义”是反动的、“唯物主义”是进步的等教条，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快速推进了学术界反对极左教条主义的进程。在由《中国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迷信已经被科学否定，而宗教信仰则是人们某种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它不可能被科学否定，也不需要为科学所证实。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眼光，提出了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讨论的内容，首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河。

    “汤先生不仅是读书人，一生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世界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他还是位‘士人’，他视天下为己任，有家国天下情怀，他做学问、提出问题都是深植于自己的时代，汤先生对北大、对国家、对民族的关心，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体现了他的责任感，以及由责任感引发的学术研究动力。”王博深情地说。

    他在《我的哲学之路》这篇文章中坦言：“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是想做一个哲学家。”但社会现实使他很快发现，他的想法并不现实。但这一理想一直潜存在汤先生心中，他曾多次表示：“我虽不敢自称哲学家，但我却有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的兴趣。”虽然汤一介从不以哲学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学问题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引发思考。他十分关注当前中国社会、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以此作为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的热点话题。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亨廷顿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将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视为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指出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联手，西方文化将会非常困难。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西方如何应对21世纪遇到的问题。

    对此汤一介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他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条化解冲突的原则。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汤一介以开放的心态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跟着亨廷顿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凡是对人类社会追求的“和平与发展”有利的，我们都应大力吸取。“我一向认为，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或许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治学思想，让汤一介不断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

    事不避难

    为《儒藏》倾注生命

    近十年来，汤一介把主要的精力倾注在《儒藏》的编纂上，只要身体允许，汤先生就要去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转一转。在儒藏中心，汤先生既是“主心骨”，又是“大家长”。工作中最细枝末节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大到《儒藏》的规模发展，部门协调，底本选择、点校，小到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他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