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中心办公室主任杨韶蓉回忆说：“病情加重的时候，汤先生无法到场，就打电话让我们到家里来。有些工作，他害怕自己忘掉，就写在小纸条上，让我们一项一项落实。”每当回想起汤先生在病榻吃力讲话的情形，酸楚便涌上她的心头。

    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分天下，佛家有《佛藏》，道家有《道藏》，但千百年来接续传承的中华文化主体——儒学，却始终没能把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儒藏》。

    2004年，这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和使命落在了77岁老人汤一介身上。他秉持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肩负起了这项光前裕后、泽被后人的盛大工程。

    就在他欣然受命，成为《儒藏》编纂首席专家之际，他的朋友、同事有过这样的担心：“《儒藏》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规划16年，您现在已经77岁了，或许您这一生也无法完成。”

    没想到一语成谶。在今年教师节的前一天，他带着对此世的眷恋，对未竟《儒藏》的痴恋，撒手而去。在汤先生主持编纂的这12年里，《儒藏》精华编已出版百册，初具规模。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为这座学术“巴别塔”添砖加瓦。

    今年六月《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的一幕，永久地定格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编辑陈军燕的脑海里。那天，87岁的汤先生抱恙与会，轮椅上的他被医生从家推到会场，这和2007年她第一次见到的汤先生判若两人，彼时的汤先生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在讲台上一口气讲三个小时未显疲态。岁月无情，如今已被病痛折磨得形容枯槁。但他的眼神却是陈军燕熟悉的，那是岁月和病痛无法抹平的坚毅韧实。他的声音细如蚊吟，却字字掷地有声：“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

    《儒藏》工程规模大、难度大、时间紧，初期又遭遇“人才奇缺”、“资金不足”等挑战。即便如此，汤先生一再向编辑强调“宁可慢一点，也决不能为了进度牺牲质量”。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这种理想主义的坚守，体现的是中华传统的担当。”

    “从技术层面看，此次编纂《儒藏》采用繁体竖排标点加校勘记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极其烦琐复杂的过程。为保证质量，从选目和确定底本到第一标点校勘者进行标点校刊，再到儒藏中心对初稿进行初审，合格者进入下一道工序……一共要有十余道工序，其繁杂性和难度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儒藏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说。作为《儒藏》工程的组织参与者，魏常海既感到“亲临其盛”的兴奋与荣誉，又感到“亲临其难”的压力与不易。

    如今，汤先生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这与他多年来承受的压力和责任有关。”魏常海说。即使这样，他编纂《儒藏》的决心从未动摇。“若没有先生融入其血液里的祖训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这一首席专家和中心主任的担子落在谁的身上，都是难以承受的。”另外，组织工作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环节。参加《儒藏》编纂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近30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汤先生“网罗”了全国大部分顶尖的古籍整理专家，达400余人，无论其规模还是其选书数量及质量要求，都堪比《四库全书》。

    汤先生心中横着一杆秤，这杆秤一头是400年来儒家先哲的思想结晶，一头是中华文化的重新崛起，丝毫差错都要不得。他说：“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来配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越。”

    兼容并蓄

    引领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寓所，在他们合用的书房甚至过道里，线装的中文书、精装的西文书散漫却又和谐地共处一室，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会通、融合。在汤先生看来，一种文化，既是纵向的、民族的，又是横向的、时代的。任何文化的方位都应设定在民族与时代的交汇点上。当然，中国文化也不是特例。

    “我并不主张过分提倡国学”，汤先生如是说。在喧嚣的时代，他是个冷静的介入者，面对泛滥成灾的“国学热”，他时刻保持警觉，他说：“在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中包含着某种走向意识形态化和国粹主义的可能性。”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汤一介先生就提倡“国学”，但他提倡的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国学”。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他认为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否则有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阱。 

    汤一介中西融通的实践，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书院上。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在当时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初建时，得到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大家希望我来做院长，我的想法是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学术团体，一定要像蔡元培先生一样，‘兼容并包’。所以我联系的学者是各种各样的，有梁漱溟、冯友兰先生，也有李泽厚、庞朴，还有‘全盘反传统’的，如包遵信等。我觉得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只有兼容并包，才能有自由的讨论环境，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引领了当时的文化热，揭开了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复兴的序幕，掀起了一场中华文化的启蒙。

    2010年6月29日，北大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这是长期以来我想做的一件事。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儒学的基地。儒学研究院首先是一个研究的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等机构整合在一起，共同做课题、带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加强与国内外儒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因此我们成立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是：‘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在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方面，汤先生也有一套宏大计划，要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五部大书以体现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这五部书是《中国儒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中国解释学史》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目前，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已于2011年6月出版。这一研究计划完成后，研究方面的成果将达到近3000万字。再加上此前也是由汤先生主编并已出版的《神州文化集成》、《国学举要》、《百年中国哲学经典》、《西方哲学东渐史》等大型丛书，总字数将达到5000万字以上。

    “汤先生已把自己的生命融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儒藏》的编纂之中，先生将自己半个多世纪学术工作积累的功力和境界，化作深刻而开阔的学术眼光，提出了若干重大的科研课题，不仅为中国儒学搭建了一个研究的平台，更为中国哲学未来十年的发展做出了整体规划，可以说是总设计师。”在汤一介先生84岁生日聚会上，王博这样评价说。

    汤一介简介

    汤一介，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 

    人生历程：

    1927年，生于天津，祖籍湖北；

    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51年，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作；

    1956年，调回北大，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无法从事正常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

    1978年后，开始重新研究中国哲学，教授“中国哲学史”、“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等课程；

    1986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

    2006年，任北大资深教授；

    2014年9月9日，病逝。

    学术贡献：

    汤一介主要教学及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早期道教、佛学、儒学、中西文化比较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主要论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以上著作皆收入十卷本的《汤一介集》。 

    2003年，汤一介以古稀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目前有中、韩、日、越等国近50所高校及学术机构、400余位学者共同参与。这一开创性的基础文化工程开启了传统文化复兴的新阶段。2011年，汤一介主编完成了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该书是迄今为止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中国儒学通史。

    本版图片均为孙德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