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一门语言，等于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辞书匮乏的国度，那是一个大学入学时订购的词典要到大学毕业才能到货的时代。作为英语学习者的“圣经”，《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是全球销量最大的学习词典，已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日语、汉语等几十种语言。1988年，其简体汉字版由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推出，彻底改变了中国辞书出版的状况，创下了平均每分钟销售2.16册的佳绩。历经第4版、第6版、第7版，最新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于2014年8月27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发。

    ■本报记者 王珺

    作为一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将里尔克、聂鲁达、曼德尔施塔姆、库切等文学名家的文字带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在总结自己的翻译实践时说，没有词典的帮助，翻译起来“简直寸步难行”。

    在他将一本第4版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快要翻烂了时，第6版上市了，黄灿然盛赞这是“一本权威而新锐的词典”，并说：“如此出色和方便读者的词典，岂止值得脱帽致敬！”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常用搭配都突出显示，一目了然，黄灿然说：“以如此显眼的字体标示常用搭配词，是英汉词典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不仅给翻译者带来了福音，也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作为出版方之一的牛津大学出版社隶属于牛津大学，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可以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是英语语言学领域最为虔诚、也是最为权威的记录者。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创立于1897年，被誉为“工具书的王国”。

    如果将百年牛津与商务的合作称为两个百年品牌的强强联合，那么由其合作推出的《牛津英汉高阶双解词典》就无疑是两个辞书王国书写的品牌传奇。原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庄绎传教授在第8版首发式上说：“翻译是一门艺术。这本双 解版一半是原文，一半是译文，大家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精雕细刻，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艺术品。”

    第一部学习型词典的诞生

    至少在1942年A.S.霍恩比离开日本时，没有几个人意识到他行李里的《牛津高阶》草稿会将英语学习带入一个新时代。而霍恩比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由他主编的英语词典会成为中国英语学习者手中的“圣经”。

    1922年从伦敦大学毕业后，英国人霍恩比接受了日本大分高等商业专科学校（今日本大分大学）的英语教职，这份工作使他对英语教学与英语语法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初到日本时霍恩比负责教授英语文学，但他很快发现对于外国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词汇与语法学习。“我发现我的学生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相比而言他们的语言能力却十分有限。”为此，他将英语文学课程留给日本教授，而自己全力以赴投入到英语语言学教学中。

    从1931年至1933年，霍恩比为了方便学习者，开始进行词汇的整理，并最终在1933年发表了《英语词汇搭配第二次中期报告》（Second Interim Report on English Collocations），这是历史上第一份以词汇分析为主要内容的英语语法学习材料。1934年霍恩比前往东京，开始在原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着手编纂《英语习语与句法辞典》（Idiomatic and Syntactic English Dictionary），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牛津高阶》的前身。

    20世纪40年代之前英美出版的英语词典都是为本国读者编纂的，很少考虑到非母语学习者的需求。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48年出版的由霍恩比主编的《牛津高阶》开创了英语学习型词典的先河，孕育出了今天学习型词典的基本范式，提供读音、主要词义、语法标识、搭配、动词和句法模式、同义词辨析、用法规则、基础文化知识等等。英语学习型词典旨在帮助母语为非英语的学习者学习语言，本着教学+描记+实用的宗旨，《牛津高阶》在编纂之初就充分考虑了要在词典的收词、释义、语法使用等方面贴近使用者的实际需求。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牛津高阶》比同类的英语学习型词典早了30年以上。

    但就是这样一部划时代的英语词典，直到1974年推出第3版时，依然与中国大陆读者无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国人急需一本优秀的英语词典。1979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陈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着手重建中国辞书出版事业的。商务印书馆一方面立足自身，提出辞书编纂的“七年计划”，一方面以“双名”政策（以世界一流的外国出版社为合作对象，引进一流的学术名著或知名语言工具书）为基本方针，打开了对外合作的大门。

    1979年夏天，牛津大学出版社辞书部总编辑罗伯特·伯奇菲尔德（Robert Burchfield）应邀来华访问商务印书馆并讲学。商务印书馆编辑徐式谷清楚地记得，伯氏的讲演是在北京大学哲学楼的阶梯教室举行的，外语工具书编辑室的全体编辑都乘车前往，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师生也到会听讲。伯氏讲演的第一句话是“有一只小鸟在灌木丛中鸣啭”，然后由鸟鸣谈及人类语言，再谈及辞书编纂，内容深入浅出，风趣幽默。此次访问拉开了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35年合作的大幕。

    1983年，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合作出版《精选英汉汉英词典》，这是商务—牛津实质性合作的第一步。该词典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袖珍英语词典》为底本，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编译、出版。

    有了这次成功的合作经历，198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简体汉字版的《牛津高阶》（第3版），当时取名为《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即后来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该词典1988年上市，首印的150,000册一个月内即销售一空。1997年，商务印书馆又与时俱进引进出版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

    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委托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大陆为第6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组织翻译团队，这是《牛津高阶》引入中国后，第一次由中国专家负责全书的翻译，商务—牛津的合作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确保翻译质量，商务印书馆聘请庄绎传、金圣华、陆谷孙、傅一勤等顶尖专家担任最终审订。经过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英语专家与商务—牛津6年的努力，第6版最终于2004年在香港和内地分别上市。加之1998年出版的《牛津初阶英汉双解词典》和2001年出版的《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牛津英语进阶系列”终于在中国大陆地区完整出版。

    不断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如果只有学生的努力，却不见词典的进化，那是颇为奇怪的。作为第一部为学习者专门编写的词典，《牛津高阶》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断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说：“《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最大的美德，是一切以读者的需要为主。尤其对于外国的读者，此书提供了种种方便，几乎处处都有‘询问处’，可以‘按图索骥’。”

    在第8版编纂之前，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辑针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了广泛调研。很多受访者表示，希望词典能帮助他们增加词汇量、学习英语写作。这两个要求在第8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是通过更加完善的说明框和特别标识帮助读者进行词汇的记忆；其次，第8版词典利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推出iWriter写作指导软件，配合词典正文及附录为读者提供全面的写作指导。

    余光中曾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序言里谈及：“查字典，是英语必下的基本功夫，老师所教的毕竟有限，但词典所教的，却是无穷。”语言学习乃是寒暑之功，但如果只有学生的努力，却不见词典的进化，也是颇为奇怪。《牛津高阶》自1948年出版至今，所走的正是一条不断创新的进化之路。

    《牛津高阶》（第7版）封面上的宣传语为“英语领域的世界权威”，第8版则变为“助力你的学习”，再一次引领了学习型词典的发展方向。

    词典中某些词的一词之译，往往会费旬月踌躇。对此，第8版的编辑翻译团队有最为深切的体会。以tagine一词为例，负责翻译新增词条的赵翠莲教授费尽心思，多方检索；接着在译审过程中又数次修改，才确定译文为：1.塔吉锅炖菜（闷炖加调料的肉菜）；2.塔吉锅（陶制、尖盖、用于烹饪和上菜，源于北非）。又如，potty-mouthed译为“爆粗口的”，slugger译为“拼命三郎”等等也都经过了长期的反复查阅资料与思索的翻译历程。

    时间记录的是人的故事，而品牌记录的是人的追求。正是由于商务、牛津在过去的35年里共同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合作机制，打造了一支富有传承的专业编撰团队，才保证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品质。

    纸质辞书依然是绝大部分学习者的首选，但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线辞书与移动终端辞书软件也逐渐成为人们的选择。在继续脚踏实地做好传统出版的同时，商务—牛津也在不断探索，勇敢拥抱数字化的未来。

    关于数字化时代的辞书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ELT辞典及语法参考书编辑部主管帕特里克·怀特说：“我们认为内容是第一位的，所以会首先做好词典的内容。面对数字化的浪潮，我们了解到读者使用词典的新需求，因此也开发了几款在线辞典和App应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