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合町烟花巷旧影 祝勇 摄

    东方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隔岸的甲午》，是学者祝勇随中央电视台《历史的拐点》摄制组赴日，寻访日本遗迹后写成的，该书试图多视角展现真实的甲午战争。他说：“重回日方的历史现场，可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观察这场战争，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具有新的意义。”他认为，12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了解日本。与其忙着愤怒，不如好好打量一下这个近邻。

    ■祝勇

    我是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宏大叙事下抵达东京的。出发前有人提醒，这个时候还去日本，当心点。我笑言，权当是深入敌后吧。

    应该说，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能够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反感。一想到日本，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恨得牙痒，恨不得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为父老乡亲报仇。日本的右翼似乎也摸准了中国人的命门，在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这些历史敏感问题上存心刺激中国，让中国人民不高兴。这算是一种情感上的侵略吧。今天的情感侵略就像历史上的武装侵略一样，都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而并非随意而为。这样一种“刺激—反应”模式，是按照日本右翼的希望建立起来的，他们让中国人生气了，自己却心平气和，仿佛中国人的“反应”，坐实了“中国威胁论”。

    上帝在中国的边上安排了日本这个邻居，似乎是专门与中国作对的。李鸿章曾经深谋远虑地说：“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李鸿章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公元1885年，他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又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之后。根据这个条约，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那一次，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经历了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大清国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势均力敌，但我相信双方都在觥筹美酒、轻歌曼舞的背后体会到了某种杀机。貌似平起平坐的《天津条约》，已经为十年后的《马关条约》埋下了伏笔。

    一百多年过去了，李鸿章这句提醒，触痛人心的力量仍在。出发前，我一直在看日本“70后”学者與那霸润的新书《中国化的日本——中日“文明冲突”千年史》。封面上“文明冲突”这四个字，首先就把我的心揪扯住了。與那霸润把中日设想为一对天敌，这与李鸿章的判断多么相似。事到如今，假如中日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双方都把对方当作敌人——至少，也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

    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点起飞，飞过渤海、黄海、朝鲜半岛，飞向日本本土。我望向机翼下光斑闪烁的大海，那里正是120年前，邓世昌们浴血的战场。

    3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机场是那么的安静，没有一丝声息，像一部无声片。尽管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但这个“敌后”还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没有鬼子炮楼，没有铁丝网，甚至连敌视的目光都没有。从日本的海关官员开始，每个人脸上都漾着微笑，态度恭敬而和蔼，显然，他们是知道我们来自何方的，但从他们职业性的表情中，看不出丝毫好恶。不能否认，对日本这个犯有侵略罪行的国家，我还是心存一点小歹毒的，希望这个国家肮脏、混乱、无序甚至贫穷，但日本人用实际行动无情地回击了我的恶意。从东京到横滨，再到名古屋，走了几个小时的东名（东京到名古屋）高速，没有堵车，没有恶意的超车，每一辆汽车都安分守己、遵守规则，都擦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灰尘都找不到，甚至连大型货车都不例外。

    这时，另外一个日本，在我的心底脱颖而出了。那个日本是由樱花、大海和爱情，由川端康成唯美的文字和山口百惠浅浅的笑容组成的。它就像一棵遥远的树，不动声色，却声势浩大地存在着，在我的心底潜伏了很久。

    30年前，我在电视里第一次看见山口百惠。《血疑》，每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长大的人都记得它的名字。一个名叫大岛幸子的日本少女，在医学院的一次科研事故中，因受到了放射性钴60的辐射感染而罹患白血病，不得不依靠经常输血治疗。医学院学生相良光夫多次给幸子输血，当光夫的血在幸子的血管里流动，两个人的爱情也油然而生。故事最终以幸子在光夫的怀抱里死去为结局。20世纪80年代的街景中，不知有多少少男少女把自己当作幸子和光夫，在暗中寻找着彼此。30年后，我才意识到，这部言情片里居然暗藏着日本人内心深处的诸多潜意识，包括对核辐射的极度忧患和对生命凋谢的深刻警醒。

    20年前，我第一次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最先是《伊豆的舞女》，后来又读了《雪国》、《古都》。这位“冷艳文士”的小说让我深深地沉迷。我喜欢他那种艳丽而哀伤的笔调。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口含煤气管在他新购置的玛丽娜公寓四楼的工作室里自杀的时候，我还不到4岁。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最想去的，就是川端康成笔下的古都——京都。归来后，我写下一篇《木质的京都》，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开头这样写道：“京都依旧是川端康成描述过的那个古都，保留着几个世纪以前的样子。我并不知道几个世纪以前的京都是什么样子，但它至少是我想象里的古都。”尽管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江山多娇，但不能否认，日本也有它优秀的一面。日本人不会滥砍滥伐，盲目搞开发，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三分之二，在日本旅行，犹如在一座浩大的森林公园里旅行，假如站在山顶上远望，山树会从脚下一路波澜起伏地蔓延到海边，所以看日本文学时我总想起魏晋，文字里透着山林水泽的气息；日本人重视历史，不会像中国那样到处乱拆古建筑，当然“二战”中被美国炸弹“拆除”的除外，所以当我们从日本的城市街巷里穿过，还可以感受到唐代建筑的风范，而西安这些城市早已面目全非；日本人重信守纪，卖水果的小摊贩只要把一袋袋的水果标上价钱，在旁边放一个小钱箱就可以回家了，晚上再来一次把钱箱拿走，绝不会有一个人偷走水果而不付钱；日本的厕所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乡村都纤尘不染，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公共卫生间还有专为孩子准备的小马桶圈儿；日本小学基本上不记成绩，因为在他们眼里，团队精神比个人竞争更重要……

    我后来对国内的朋友说这些时，一个朋友不耐烦地打断我说：“那日本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杀人呢？”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好像自己对日本的赞美，已经沾了通敌的嫌疑。一手捧着菊花，一手握着杀人刀，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概括。两个不同版本的日本也一直在许多人的内心里纠结着。但是我想，这两个版本都不是完全的版本，我们不应该忙着愤怒，而是应该好好打量一下这个近邻。

    早在1928年，戴季陶先生就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期调查或是履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今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我在八胜堂见证了这一点。八胜堂是日本一家专卖古旧图书的字号，店堂里关于中国的书籍排山倒海，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而且这些书，大部分是战前出版物。日本战前已完成了对中国国土的测绘，而中国军队作战，居然要从日本人手里缴获地图。如今又过去了七八十年，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依然存在，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成了一个透明体，差不多是在裸奔；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却依然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对于他们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一切，中国人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好像对日本多了一层了解，就损失了一分爱国。中国人试图拒日本于千里之外，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我们拒还是不拒，日本都在那里，一直没有搬家，而且也不打算搬家。

    明代徐光启有一句名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这句话一旦遭遇日本就会铩羽而归。中国人为此吃了不少亏——至今仍在吃，但是中国人仍把无知当光荣，陷入一种一叶障目的自我欺骗，谁的言辞带上“日本”二字就迫不及待地贴上“汉奸”的标签。中国人不仅应该了解日本，而且必须了解日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应该了解日本。其中既包括日本文化的缺陷，也包括它的长处。

    因此，回望甲午，首先要从了解日本开始。

    让我们回到事件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