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余灵

    10月24日至2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文学院共同主办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作家、翻译家以及专家学者，就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方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与世界视野、莫言作品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因素等六大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经验’与‘世界视野’”讨论版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提到，在信仰缺失的现代社会，莫言一直在寻找我们的信仰。如《红高粱》里那一群土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即过去我们所说的盗亦有道。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社会状态和形态，其实都有一个信仰的问题。实际上莫言一直在替我们寻找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很难得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认为，莫言笔下的残酷经验是用欢乐的文体呈现出来的。“在莫言笔下，那么苦难的故事，我们读的时候，很心酸，会想流泪，但我们的表现形式却是笑。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审美体验。这种残酷的经验，用欢乐文笔表现出来的特色，有着非常浓厚的民间文化的基础”。俄罗斯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所呈现出来的怪诞现实主义带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莫言笔下的怪诞现实主义，却恰恰是我们中国经验的真相。”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熊修雨在针对“莫言作品中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因素”发言时，对莫言和高行健两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二者在中国广大读者的心目中代表的是不同意义的文学奖。在作家的写作立场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上，莫言的写作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热爱，政治立场较温和。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贺仲明从精神资源、创作方向与立场以及视野、艺术秩序等方面对莫言和鲁迅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莫言和鲁迅是殊途同归，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共同抵达了对中国本土性表现的高峰，同时也抵达了文学的高度。

    接近论坛尾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席兼主任莫言，针对发言者的讨论进行了总结。莫言认为，批评只要能够顺理成章、自圆其说，就是好的批评。“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批评家的想象力比作家的想象力有更加扩张的余地。”作为一个被研究的对象，莫言表示：“既然写了小说，你就应该允许大家来研究、来分析，而且应该带着一种真诚的感谢态度。”莫言希望这次研讨会后，大家多去研究、翻译其他中国作家。“对我来讲，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应该拒绝所有的邀请，躲到一个地方去写作。布瑞特·塞特勒女士用诗歌对我发出了邀请，我非常感谢，我一定要实现这个诗一般的美好的梦想：有朝一日到挪威的被鲜花覆盖的隐秘的地方去生活或者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