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文生活照。

    ■本报记者 冯丽 柯昌万

    他在国内首创“出血热预防片”，他研制的“小中风片”填补了中医治疗小中风的空白；他提出“颅脑水瘀论”的新观点，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各种脑病的新途径。

    他强调医德先行，一生医治病人无数，药方只求价廉效佳，从不收取任何额外报酬；他悬壶济世60余载，妙手施治无数疑难怪疾，培育高徒百余人，始终虚怀若谷勤学不辍。

    2009年，为弘扬传统中医药优秀文化，促进中医药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全国中医药系统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药(包括民族医药)人员中首批遴选出30位“国医大师”，这是我国政府授予中医药人才的最高荣誉。入选者均为我国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中医名家。时年74岁的他成功当选，成为其中最年轻、也是西北地区的首位“国医大师”。

    一个明媚的秋日，记者在陕西中医学院见到了他——陕西中医学院名誉院长张学文。80岁高龄的张大师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其时，他正在办公室面批博士生的考卷，目前他带着北京中医科学院的2个博士后、一个博士生，每天上班还有6人跟诊。早上5点起来细致阅过的卷子，连标点符号都改过了。

    “从不喜欢到爱，再到老了丢不下，我这一辈子与中医的缘分是越结越深，难舍难分了。”张学文乐呵呵地说，“人活一世总得留些东西，我就想留些德行，留些人才，留些书籍文章。”

    大医求精

    “只要每天坚持在病人身上多琢磨一点，在书本上多琢磨一点，就会有大进步。”

    从一名乡村医生到大学教授，再到国医大师，张学文说自己这一生有太多的意想不到。而创造奇迹的，是他从不满足、坚持不懈的学习。“只要每天坚持在病人身上多琢磨一点，在书本上多琢磨一点，就会有大进步。”

    张学文生在陕西汉中一个中医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15岁起随父临证诊病，辨识药材。“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少年张学文辛苦学医的真实写照。白天随父诊疗，夜晚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扎进家藏医书，如饥似渴阅读。《千金方》、《小儿药证直诀》、《脾胃论》、《本草纲目》、《医宗金鉴》、《血证论》、《医林改错》等医学典籍，他都熟读深悟，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久而久之，竟烂熟于心，张口即诵。这夯实了他日后言必引经、用必据典的理论根基。

    1953年，张学文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以优异成绩出师。1956年至1959年，先后在“汉中中医进修班”、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期间，师从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孟澍江教授，系统研读了《温热论》、《温疫论》、《温病条辨》等温病专著，对他日后从事温热病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张学文常对学生说，中医好学又难学，只要好读书勤实践就能学好，难学在于病辨。古人说“三年学个大大夫，十年学个小大夫”，说的就是这道理。60多年的行医经历，让张学文深切体会到“学海无涯”的含义。从少年学医到成为名家大师，张学文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即使曾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也依旧学生照带，科研照做。  

    苦心孤诣60余年，张学文在中医急症、温病学、疑难病等领域均取得较高成就，对一些病机理论有颇多创新。他提出的理论新学说中，尤以“颅脑水瘀论”最为著名。这一学说的形成，既突破了传统的瘀血学说，又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他参与制定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为我国中医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的制定开创了先河。

    他师古不泥，大胆尝试，改变传统中药给药方式，先后将方药改制成中药静脉滴注剂、肌肉注射剂、肛肠灌注剂、片剂、口服液等剂型，治疗中风病，显著提高了疗效。如用中药静脉滴注剂“通脉舒络液”配合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中风急症237例，总有效率达99.1％，治愈率达74％，与传统疗法及西药对照观察比较，具有疗效高、疗程短、安全可靠、后遗症少等优点。该课题荣获1986年度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  

    当初为研制这种纯中药静脉滴注剂，张学文冒了很大风险。动物实验成功后，他还是不放心，给自己和一位助手静脉滴注1周，亲身体验安全后才给病人使用。30多年来，这种院内制剂在临床用于治疗中风后遗症，内、外、妇、肿瘤各科属气虚血瘀证患者逾万人，均取得显著疗效，且无一例严重毒副作用发生。

    内科疑难杂症是临床治疗颇为棘手的病症，张学文为之投入了大量心血。他常感慨说，一辈子真是见不完的怪病。有半夜起来莫名其妙拍手直叫到精疲力尽的，有三伏天穿着棉袄皮靴还冻得浑身发抖的，有壮汉突然变得全身无力连手指都无法动弹的……根据深厚的中医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张学文妙手施治让这些患者最终摆脱了病痛折磨，并撰写了40余万字的《疑难病论治》一书，面世后多次再版。

    探究张学文成为国医大师的根源，乐于临证、勤于总结是关键。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张学文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医学求索集》、《疑难病论治》及《中风病》等10余部学术专著，多次再版，发行至海内外。参与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内科》等的编写。目前，正着手完成“疑难病重症危症医案”、“全国名老中医讲习班讲稿集粹”等约稿。

    首届国医大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成就奖、“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面对诸多荣誉，张学文感受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国家和学院培养了我，给了我很多厚待，我只想竭己所能，做好国家、学校交付的任务，去帮助更多的人。”

    仁心仁术

    “当医生如果成天想着挣钱，就缺德了。”

    “现在去大医院，医生往往啥话不说，先开一堆检查单，随便看看没几百元下不来。”在陕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一位患者给记者粗算了笔账，“而一服中药也就几元或十几元，一个疗程也才几十元，还管用。”

    当下，一些医院检查项目繁多，大处方、贵处方饱受诟病，尤其是逐渐显现的过度输液和滥用抗菌素等危害，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传统中医药的价值，中医重新受到欢迎。

    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半的病患都来自农村。除了因为中医在农村的传统影响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医比西医便宜。前些年，张学文时常会遇到大老远背着馒头赶来找他看病的患者，有的连挂号费都掏不起。

    “即使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许多农村人还是看不起病，实在扛不住了才上医院，往往一来就是重病大病。”张学文说。对这些病人，他总是尽可能开最经济实惠的药，甚至主动帮他们交纳费用。有个患中风后遗症的老病号，家境十分贫穷。张学文从不收他的挂号费，有一次病人体内虚热，张学文在药方里加了西洋参，特意告诉病人西洋参太贵，不要买了，他把别人送给自己的一盒西洋参给了病人。虽说是国医大师，张学文的挂号费一直是10元，去年才调至30元，唯恐太贵把患者挡在门外。而在一些地方，他的学生挂号费都已经二三百元了。

    在中医学术界，张学文素有“张丹参”之雅称。他的研究生、陕西中医学院院长周永学记得，当年在乾县开门办学时，群众来看病，张学文开方必有丹参，一时竟造成全县丹参紧缺。张学文坦言，爱用丹参除了药物本身毒性小、治疗范围广等特点外，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便宜。

    “我能用便宜药就绝不会用贵的，开药治病要算数。”张学文说，中医治病关键是要摸清病源，辨证论治。“虽说是一味丹参，但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用药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用量也有讲究。”  

    张学文时刻铭记“对病人似亲人”的祖训，他常说，“宁可叫医生委屈也不能让患者折腾”。无论业务多么繁忙，任务多重，始终坚持定期出诊，对患者有求必应。为方便患者，他的电话号码多年来一直印在病历上，只要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手机号。哪怕有患者三更半夜打电话，他都耐心答复。在学生、同事们眼中，患者面前的张学文始终从容温和，问诊把脉耐心细致，遣方用药认真周详。有年夏天张学文去汉中出诊，天气十分炎热，身患怪病的病人穿着棉衣棉裤仍然怕冷，要待在生火炉的密闭房间，张学文二话没说进屋看病，汗水湿透了，他却毫无怨言。偶尔遇个脾气暴躁、蛮不讲理的病人，他也不急不躁，和气的态度往往让病人自个红了脸。

    小儿子说张学文对病人是最好的，张学文自有道理：“当医生的绝不能和病人计较。中医讲，郁乃百病之源。病人的情绪很多时候都和病情相关。”这和他把脉问诊“重情志”、“问眠便”一脉相承。

    在咸阳，张学文人称“神脉”。只要他一把脉，病人的性格、病情和病因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咋一听都觉得玄。跟诊学习的学生们却清楚这一点都不神秘，关键在“用心”。每次把脉时，张学文总会看似随意地和病人拉几句家常：家里都有什么人，最近工作还顺心吗等。亲切自然，让人如沐春风。貌似闲聊的信息再综合望闻问切，病人的情况自然就了然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