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著名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刘畅?摄

    俞吾金在他的书架前

    俞吾金与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专家戴维·麦克莱伦教授

    1993年，俞吾金（左一）与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辩论队

    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俞吾金

    ■通讯员 宋婷婷

    2014年10月31日凌晨5时，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的生命时钟停摆。他的人生，定格在66岁。

    哲学家往往是这个世界上离普通人最远的一群人。然而这次，俞吾金的逝世却引发了各个群体的悼念。

    同仁们痛失“常悟人不及之理”的长者，来到设于他生前办公室内的灵堂，默默鞠躬、献花；

    学生们痛失“愿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师者，聚集在光华楼点燃烛光，静静追思、哀悼；

    听众、读者痛失致力于“化艰深为大众”的理论普及工作的学者，在报刊、微博、微信上写下点滴文字，深深怀念、祝福……

    他为何会有这样的魅力？

    曾对哲学心灰意冷

    1966年，俞吾金18岁。

    正是“文革”最狂热的年代。林彪在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前言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顶峰”。这一比喻引发了俞吾金的困惑。

    “我从读过的哲学书上了解到，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所谓‘顶峰’也就是没有发展了，这怎么可能？”俞吾金对此发出疑问。

    很快就有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上“有观点问题”，有人甚至试图把他打成“反革命”。俞吾金感到，自己心中素来认为有价值的某些东西被碾碎了。失望、苦闷的他变得沉默，外出串联领略山河之余，躲在家里读书，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如果没有之前读过的那些书，俞吾金或许也惹不出这样的麻烦。但是如果放下书本，那就不是俞吾金了。俞吾金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终其一生，都在读书。

    俞吾金最早接触到哲学是在1965年。读高二的他从同学处偶得李致远撰写的小册子《马克思的学习方法》。这本通俗易懂的小书深深吸引了他，书中所记述的马克思常年累月地在伦敦图书馆读书，双脚竟在水泥地上磨出了痕迹等小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对哲学产生强烈兴趣。他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零用钱到旧书店淘自己喜欢的哲学书，如列宁的《哲学笔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似懂非懂地阅读起来。

    1972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俞吾金因工伤在家休息了4个月。他利用这段时间，天天泡在上海图书馆，粗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做了好几本札记。经典作家的精辟见解，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此时的俞吾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

    受身边爱好文学的同事、朋友影响，俞吾金把文学当作自己的人生方向，还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即便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心仪已久的复旦大学，而且最后以40:1的比例被哲学系录取，他仍然感觉“大门走对，小门走错”，个人兴趣还是放在阅读国外古典文学名著和撰写小说上。在文科阅览室，白天他把书包搁在那里占位子，晚上吃完饭就去看书，顺着书架一排排地往下读。一年时间，在图书馆的借书卡上，他留下了至今无人打破的150本的借阅记录，一同留下的还有10本读书笔记和3部小说。

    在班里，俞吾金的年纪偏大，但同学们一直叫他“小俞”，因为他总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每天早早起床、拉单杠，骑车谁也没他骑得快，仿佛永远有用不完的劲。

    和俞吾金打过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深刻印象：他到哪里都带着书，开会间隙看书，饭前等待的时间也拿着一支笔、一本书，边看边划。“刻苦”是老师和同学对“小俞”的一致评价。在大学班主任、复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的印象中，“俞吾金刻苦”。哲学学院资深教授刘放桐也说：“77级学生里俞吾金属于绝对用功的类型，他做学问扎扎实实，读书更是分秒必争。”他的同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回忆说，俞吾金刻苦到对自己严苛，写博士论文时把自己关起来，据说还贴了条，声称除了同学吴晓明谁都不见。

    在整理俞吾金的遗物时，学生们发现了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至少50本读书笔记，横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不同的领域。整理这些密密麻麻的手书，将俞吾金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传承下去，成为学生们的责任。在11月6日举行的俞吾金追悼会上，浙江大学教授郁建兴说：“身为俞门弟子，我们不会解散。我们将会继承俞老师的理念和精神，把他热爱的这份事业薪火相传，不断地推向前进。”

    绝对命令：发表论文必有创新

    俞吾金之所以在文学圈子里徘徊过一阵子，究其缘由，还是由于之前哲学讨论的受挫，让他心有余悸。

    然而，对这样一个从小热爱哲学的青年来说，命运总会把他拉回到命中注定的轨迹。正当俞吾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名著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他引出了书斋。正是这场大讨论重新点燃了他对哲学的热情，并使他认识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他开始把兴趣聚焦在外国哲学史，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自我”的战略，划分了不同层次的阅读方向：将马哲原理和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作为专业研究的知识结构，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史、西方经济史、近代心理学史等作为“了解领域”的知识储备。

    这种“由博返约”的阅读战略很快产生了成效。俞吾金创下一年发表9篇论文的纪录，其学士学位论文《试论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特征》被收录到《1983年中国哲学年鉴》，成为当年重点介绍的论文之一。本科毕业后，他师从尹大贻教授开始攻读外国哲学硕士学位。

    一俟回到哲学的世界，那个充满质疑精神的18岁少年又回来了。

    1983年，复旦大学谢遐龄、俞吾金、吴晓明等6位研究生不满意哲学界的研究现状，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认识论改革提纲》，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了系统批评。这份提纲在广西桂林举行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认识论”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被宣读后，遭到了批判，甚至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论。作为当时哲学系研究生班的班长，俞吾金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原本想毕业后留校工作，也近乎泡汤。无奈之下，他甚至已做好毕业后去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准备。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高层领导对此事进行了干预，形势又发生了好转。1984年年底，俞吾金完成了硕士论文《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六人又联络了系里其他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复旦最具历史文化意义的3108教室（复旦学生心中的圣殿，无数大师在此举办讲座）举行“哲学与改革系列演讲”。

    前后15讲，历时一个月，场场爆满，听众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教室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窗台上、讲台周围都站满了人。《文汇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文报道这一盛况。“复旦六君子”的称号自此流传开来。

    俞吾金也在这个阶段进入了写作高峰期。他陆续发表《论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转换》、《哲学研究要提倡发散式思维》、《哲学的常识化和常识的哲学化》等论文。不久，学校表示六人均可留校任教，俞吾金被分配到哲学系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俞吾金就密切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积极参与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为了弄清楚哲学基础理论问题，1986年9月，他师从胡曲园，开始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当月，他出版了第一本哲学书《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叙述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新看法，并尝试把自己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或名言警句运用到对哲学思想的表述上。据《书讯报》统计，该书出版后成为上海理论界的第一畅销书，并在当年的全国图书评比中获“金钥匙奖”。此后28年，俞吾金独著及作为第一作者或译者出版著作25种，他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出版后，获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

    1986年秋冬之际，学校启动职称晋升。俞吾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申报。由于桂林会议的旧事，他的破格晋升名额差点被取消。在全系所有正副教授的联合签名下，这个名额终于保住了。1987年，他从助教晋升为副教授后，继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勇于打破知识分界壁垒，在哲学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多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45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年鉴》、《哲学研究》等顶尖权威刊物上，先后获上海市第七、八、十届哲社优秀论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