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至1990年9月，俞吾金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进修。此时，他对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已渐渐聚焦到意识形态问题上。在导师伊林·费切尔教授的指导下，他潜心研读相关著作，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读书高峰。在旧书摊上和旧书店里，他陆陆续续淘了700多本哲学书，几乎买齐了西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回国前夕，他打包的德文版哲学著作共39箱，整整195公斤。

    复旦哲学学院每年统计工作量，他总是列第一。正是在这样抓紧利用每一分钟的工作中，他在外国哲学研究方面率先提出“重写哲学史”的口号，强调重写哲学史的关键在于确立新的哲学观——生存论本体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课程的主持人和教材第一作者，他主张人、时间、物自体、市民社会、历史意识和自由等元素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确定成熟时期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不应列入德国古典哲学范畴。他推进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深度研究，率先提出康德是“自然辩证法”概念创制者的观点，区分出康德文本中的两种实践概念，探索了康德的两种因果性概念。他还率先主张黑格尔方法论不能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提出黑格尔的认识论实质上是精神认识论，并对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解读。他主编的《现代外国哲学》与北大赵敦华教授主编的《外国哲学》被誉为外国哲学界的“南北双峰”。

    经考证后，俞吾金在教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他为第一作者）导论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科尔施于193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把这个概念的历史提前了25年。他没有停留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简单介绍上，而是切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家之言，包括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四个来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提出“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的新观点，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肯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识形态、异化、实践、辩证法、物质观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做出新的阐释。

    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蕴藏着俞吾金对自己学术创新的严格要求。1993年晋升为教授后，俞吾金给自己下了一个“绝对命令”：决不发表没有新见解的学术论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评价说，俞吾金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以阐释他人理论为目标，而是以创新的思想取胜。

    此外，俞吾金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大众化的理论普及工作，与大众“亲密接触”了30年。他不仅奔走于沪、杭、广、深等多座城市为市民办哲学文化讲座，还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理论文章、演讲稿等，“学术大众化是时代向学者提出的要求，在当前的时代，公众可以自我表达但不充分，需要专家的指点和建议。而当学者走到公众中，可以及时获得新鲜的民间观点和真实想法，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就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俞吾金如是说。

    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

    1993年，俞吾金出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带队参加新加坡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荣获冠军，第四辩手蒋昌建获决赛“最佳辩手奖”。这成为俞吾金最为大众所知的一段经历。

    现在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的蒋昌建说，后来大家都开玩笑说，俞老师是最早的“大数据运用者”，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几乎让大家叹为观止，有些知识点他可以追溯到哪家出版社的哪本书、第几版、第几页。

    回国后，俞吾金与辩论队顾问王沪宁合作出版了《狮城舌战》、《狮城舌战启示录》，在全国范围助推了大学生辩论热潮的兴起。四年后，俞吾金再次作为领队，带领15位英文论文投稿被接受的学生，前往瑞士参加圣加仑大学举办的第27届国际经济管理研讨会，其中一位学生的论文还获得了国际论文大奖。

    在俞吾金看来，教师是相对于学生的存在，应全身心地为学生考虑，心中应始终怀着学生。有时，学生会在思想上、心灵上陷入低迷，教师应积极对学生进行引导，“在我的理解中，教师的确就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点亮学生。我喜欢做教师，并把担任这个社会角色理解为人生最明智的选择”。 

    尽管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和社会工作，但自2006年起，俞吾金一直坚持每学期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由于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实在太多，经常要换到复旦最大的能容纳400人的教室才能让所有学生坐着听课。

    同事评价说：“他始终坚持站在教学的第一线，近10年来，他在本科教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倡议哲学学院最主要的学科带头人都要为学生开设最重要的课程。”

    教学中，俞吾金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踊跃提问。面对学生的各种提问，哪怕是初次接触哲学的学生提出的“小白”问题，他总是耐心做答。“No stupid question”（没有愚蠢的问题）是他常说的一句话。

    俞吾金认为，要使学生在知识上夯实基础、学会真本领，决不能采取填鸭式的“满堂灌”，而要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张三是李四的粉丝”，这句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话，居然存在着语法错误。俞吾金正是从这里出发，引申出黑格尔所说的“熟知非真知”，这给复旦2010级英语专业本科生华沁欣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哲学思维应该从想当然的东西开始，更促使我们在学业上、生活上学会进行批判性思考。”华沁欣说。

    以教师为事业而非职业的俞吾金，以高度的责任心从事教学工作。有一次，上课途中遇到自行车爆胎，他竟然推着车，一路小跑赶到教室。当他气喘吁吁地走进教室时，上课铃还没有响，这令他如释重负：“如果100个学生来听我的课，我迟到一分钟，就等于浪费大家100分钟的宝贵时间。”

    每次上课前，他都会认真备课，讲课时产生了新想法，就写在讲稿页边上，常讲常新。期末批考卷、登记成绩，他从不假他人之手，如果学生对成绩有异议，他总会重新核对考卷后再给学生一个满意的答复。

    1990年起，俞吾金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3年后又任博士生导师，20多年来指导并培养了4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第一动机”、“学术规范”和“经典阅读”是俞吾金给研究生上的三堂必修课，“做学术研究时，第一动机应该是追求真理，做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既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贵在创新”。

    他会针对每个研究生的不同基础因材施教，开出不同的书单。文汇报首席记者樊丽萍读研前第一次和导师俞吾金谈话，导师就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给她。“我记得他一口气报了20多本哲学经典名著，末了叮嘱我‘你要抓紧，看完就来找我，还有很多书要开给你看’。”樊丽萍说。

    俞吾金带学生的方式是极其宽松和自由的，他充分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从不限定门生一定要从事和自己一样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但选定课题开展研究后，他对学生的要求又是极其严格的。有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提纲被他要求改了8次，有位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初稿是他在飞机上审阅的，40多页的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

    俞吾金指导的博士生徐英瑾，如今已是哲学学院教授。当年徐英瑾积6年之力才写就博士论文《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型期中的“现象学”之谜》。论文即将提交答辩委员会之前，徐英瑾却接到俞吾金深夜打来的电话，要他重新编辑导论部分。因为俞吾金反复通读后觉得该导论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在文脉上与正文不甚相关，建议大段删除。

    “当时听到这些建议，我在情绪上的确有所抵触。俞老师就通过罗丹斩去精美雕像手部以免喧宾夺主的故事开导我，并对如何修改给出了具体意见。”徐英瑾回忆说。这一夜，师生俩在电话中反复打磨细节，彻夜未眠。后来，这篇论文被教育部评为“2006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也是迄今上海哲学界唯一入选“百优”的博士论文。

    2008年，他领衔的“西方哲学史”课程被评为全国精品课程，他本人也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学名师。在庆祝复旦哲学系建系40周年纪念会上，俞吾金说：“哲学需要的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

    似乎一语成谶。2014年7月，在赴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他不幸被查出身患脑瘤。

    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三个多月后，他就溘然长逝。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作为芦苇的肉身，人是那么脆弱。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噩梦，俞老师，我们舍不得您走！”在追悼会上，郁建兴作为代表发言时，数度哽咽，泣不成声。

    命中注定，他此生无法离开书本，无法离开哲学。

    回到几十年前。少年俞吾金在小学毕业系列考的前夕，因爬葡萄架摔断了右手腕，整个右手臂都打上了石膏，只露出一点点手指。石膏要满一个月才能拆，右手不能写字，怎么参加考试呢？

    没有关系，因为他从小就是左撇子，上学后遵从母亲叮嘱才改用右手。随后，他使用天生的左手，完成所有的考试，并从此一路升学，最终化作中国哲学界的灿烂星斗。

    就如他曾经在文学圈里流连，最终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哲学一样。

    上天赋予的初心，终究不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