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向来有自己固守的伦理，比如以“敬惜字纸”为代表的对文化的敬畏、对文化人的尊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利益”所诱惑的村民正自己动手毁掉他们赖以生息、传承的文化根基。

    ■张树伟

    尊师重教大约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乡村的一张“名片”，而乡村学校向来也是一个村庄的精神高地。但现在，在有些地方，事情似乎有些变了。

    看看新闻的标题，我们都觉得惊讶，“安徽萧县校长被村民追打喊小学生‘解围’”。细一看，更让人倒吸一口冷气：近日，萧县黄月店小学和当地村民发生纠纷，一些村民手持镰刀等工具在校园里追打校长。校长跑到教室门口，喊出了数十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希望孩子挡住追打者为自己“解围”。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印象中村民纯朴善良、校长德高望重的形象。哪里来那么多仇恨，让村民把木棍、镰刀都用了？

    细看纠纷的起因，原来是因为二三十亩地。而这些地是因为当地教育部门撤并黄月店初中产生的，撤并后的初中资产全部移交给了黄月店小学。事实似乎很清楚，但村民恐怕有自己的逻辑，学校既然废弃了，自然可以种些蔬菜、豆子之类。

    我们暂时无法了解这二三十亩土地产权纠纷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其实，哪怕土地产权真有纠纷，目前不过是每年种些蔬菜、豆子之类，用钱衡量的话，大概几千块钱。纠纷有很多解决的方式，比如法律，比如坐下来商讨等等。但法律手段似乎不是村民们所熟悉的，这里既有法律在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时的空白之处，又有村民法律意识的空白。他们选择了一个最差的方式，用拳头说话。细读新闻报道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冷冰冰的细节，村民偏要到废弃的学校里种庄稼，校长就用除草剂把庄稼弄死，村民则用木棍、镰刀“招呼”校长，校长喊来孩子“解围”。双方没有相互的尊重、没有心平气和的交流，有的是粗暴与冷漠以及对自己“蝇头小利”的执着“捍卫”。

    因此，纠纷问题的原因反而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村民追打校长的“图景”让我们内心疼痛。这到底怎么了？

    有人说这不过是个案，校长喊孩子“解围”是情急之下的“反应”，村民的追打也是几个人的个体行为，都不能说明什么。事情真的可以这样轻飘飘地放下吗？

    回望不远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迥然不同的场景。上世纪80年代后，初步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的乡村迸发出强烈的建造乡村学校的念头，“人民教育人民办”，国家和人民自力更生，还不富裕的乡村人出力、出物、出钱，迅速重建了乡村的教育体系，村小成为文化贫乏的乡村的灯塔，很多乡村孩子在村小获得最初的启蒙，拥有了朴素、自然、健康的价值观。

    扪心自问，我们不得不承认，看似偶发的纠纷，揭开的是一些乡村文化正丧失其高贵一面的伤疤。如果我们仅仅把“追打校长”看成一场村民间的纠纷，那就把事情庸俗化了，这不是泼妇骂街或醉汉斗殴，大家一笑了之。“追打校长”或是一个隐喻，具有某种“符号”的意义。在这里，“校长”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受到物质利益的挤压，而村民受到利益的诱惑而不再对“校长”心存敬畏。我们知道，乡村向来有自己固守的伦理，比如以“敬惜字纸”为代表的对文化的敬畏、对文化人的尊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至于乡村学校和乡村的关系，在过去文化贫乏、物质贫穷的时代，它们都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共同走过艰苦的岁月。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如今被“利益”所诱惑的村民正自己动手毁掉他们赖以生息、传承的文化根基。从现实来看，乡村教师的经济地位有些尴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他们成了经济上的“掉队人”，比那些富裕的村民还要“矮一头”。这使得他们的荣誉感也变得稀薄，也让他们所守护和传播的文化不再被高看一眼，乡村伦理的底线日益失守。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过程。对那些乡村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文化的“塌方”。

    在村民和校长的“对峙”中，受伤害的是孩子和未来。

    （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