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浏览70多所高校的信息公开专栏，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要求公开的信息条目不达标，公开的信息过于笼统或简洁，语言表述遮遮掩掩，投诉和监督渠道略显模糊，一些关键性的信息有意回避。尤其是“校领导因公出国情况”成了信息公开的普遍盲区，除了清华大学等极少数高校，绝大多数高校都未公开此项内容。

    可以设想，如果校领导的公共信息都不能公开，那么已经公开的信息可信度是否会打折扣？在高校普遍推进信息公开的关键时期，切莫让“领导出国情况”成为妨碍信息公开的“最后一公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实施后，高校的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教育部继2010年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之后，今年又发布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相继列出财务信息、招生考试信息、管理服务信息等10个大类50条具体的公开项目。高校实行信息公开，是信息公开由政府层面延伸到公共企事业单位层面的重要举措。

    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公众的知情。然而遗憾的是，许多高校并未意识到公开的深意所在，或者在权力的指导下“有限公开”，或者延续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瞒天过海，其结果是有意堵上了公众监督的渠道。对信息公开之所以遮遮掩掩，根本上还是因为一些高校没有摆脱行政思维的传统逻辑。当权力无视“社会的眼睛”时，公开与监督必然陷入一场猫捉老鼠的博弈。

    信息公开并不是“走走程序”、“做做样子”，而是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以及监督过程的开放性和可操作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中特别强调要公开公众的投诉和反馈渠道，然而，许多学校并未提供信息核实的责任部门和联系方式。同样，《清单》中特别强调要主动公开有关争议的处理方式，但这方面的信息反倒变成了最大的隐私。

    国外大学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高校特别强调信息公开的层次，换言之，什么信息应该公开，信息对谁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公立大学，信息公开并非依据简单的行政条例，而是有来自立法层面的法理支撑。不得不承认，美国和英国的《信息自由法》直接影响了大学信息公开的进程。在相关法律的引导下，国外大学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信息公开体制，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需要正面跟进的顶层设计。

    其实，信息公开并非简单的信息告知，而是在深层意义上指向大学管理的民主决策机制。大学的政务管理，喊了多年“去行政化”，为什么目前看来依然步履沉重？究其原因，还是大学在信息公开方面缺少足够的信心。一所学校的信息公开程度，一定意义上折射的是一所学校的行政化色彩和官僚化程度。因此，教育部推行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就是在决策程序上保证高校行政管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因而对大学的“去行政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要给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一个完整的承诺。这其中，激活并培养学生的公共参与精神，是大学教育需要迫切回应的政治命题。因此，推动高校信息公开，就是在强调学生对学校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在学校公共事务中逐渐培育并沉淀下来的参与意识，可以进一步内化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公共参与意识，进而延伸到社会政治场域中，便是可贵的公民意识。显然，这既是公民意识成长的有效途径和催化路线，也是教育学与政治学在学校这块“试验田”里的一次深刻对话。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学校在信息公开道路上对公开、真实、监督的承诺与践行——校领导尤其应该带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