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课改的变迁、收获与经验
收获源于变迁过程中的理性审视,经验成于历史沿革中的用心积累,课改作为教育事业中一簇夺目的浪花,见证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行动努力与理想愿景,也让课改践行者能够正视自我,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开启新的征程。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颁布之年,教育作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文化传承和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谱写70年价值内化与外显的历史华章就成为其精神慰藉与行动付诸的成长诉求。收获源于变迁过程中的理性审视,经验成于历史沿革中的用心积累,课改作为教育事业中一簇夺目的浪花,不仅见证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行动努力与理想愿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打开了正视自我的心扉,以借鉴与批判、继承与创新的新思维开启新征程,向世界传唱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从这个角度而言,重温70年课改的风雨历程是必要的,也是适切的。 70年课改的变迁历程:8次改革的不同诉求与阵痛交加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历经了不同阶段,表达了不同时期的探索诉求与希望所在,与此相应的基础教育课程领域,也经历了8次改革的不同诉求与阵痛交加。1949年至1952年,新中国迎着朝阳对旧有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第一次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教育政策,开启了以“新”换“旧”的课程改革之旅。第一次课改之后,我国步入了过渡时期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主动适应该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要求,服务党的教育方针,建构较为全面的中小学课程体系的迫切主张,促成了1953年至1957年以“师法”苏联服务课程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第二次课改顺势而来。1957年,受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影响,全国各地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之下进行了第三次课改,其目的是为了更好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1961年,为纠正教育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国家又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为指导,对中小学课改进行再调整、再统一,但最终未能有效调整。1964年至1976年,课改在纠正未果的情况下又遭遇“文化大革命”影响,中小学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整个改革也陷入非理性的无序状态。 1977年,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破除了前一时期课改存在的诸多困境。随后,教育部通过成立“教材编审领导小组”,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确定中小学基本学制(十年制),使用第五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等举措,实现课程领域的拨乱反正。随着“双基”任务的提出以及第五套全国通用教材全部编写完毕,第五次课改也于1980年悄然结束。1981年至1984年,我国拉开了第六次课改的大幕。这一时期,教育部先后颁发全日制六年制和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修订草案,以及城市和农村六年级学生教学计划草案,对整个课程领域诸多内容进行了调适。与此同时,人教社开始编撰第六套全国通用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以期实现整个课改的顺利推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体制创新和法律保障,特别是后者的出台,确立了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地位。为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当时的国家教委制定了课程教材发展规划、课程教材多样化和三级管理政策,确定了教材审定制,而所有行动举措也推动了第七次课改的登场。伴随第七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的使用,“课程计划”也随之突破了教学计划的范畴应然而生,成为该时期课改的显著表征。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掀起了以“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为目标的第八次课改的浪潮,素质教育下新课程体系建构是该时期课改的核心表达。2014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同年12月,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正式启动,其核心要义是要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和跨学科核心素养。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课改事业依旧坚持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发展理念,不断变革和探索新的育人模式,完善内部结构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70年课改的收获:不断总结改革经验,完成自我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课改,是党和国家在认识自身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主动探索,是在不断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自我建构,其立意深远,影响巨大,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课改体系走向完备。在国家发展的每个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都会挺立潮头,为课改指明方向;在社会进步的每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都会审时度势,为课改描绘蓝图。从这点而言,8次课改是在党的大政方针指导下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党在教育事业上的高瞻远瞩,体现了党对课改的密切关注和人文关怀,并且每次课改均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符合人才培养方针;是带着目标与问题进行的既有整体性又有阶段性的改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美好发展的时代诉求。正是因为阶段性课改经验的不断总结,包含课改方案、课程标准、教材体系、实施体系以及评价体系等系统性的改革体系才得以形成,在诠释整体意义的同时又丰富了其内涵与外延;是指向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关切具体内容——课程目标从社会本位走向以人为本、课程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课程内容从分科知识掌握走向综合经验的获得、课程实施从集体传授走向个体生成、课程评价从强调选拔走向注重综合发展——走向完备的行动尝试。可见,70年课改是在党的关怀和教育方针指导下的层替衍进,课改体系也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完善与未来展示。 其次,课改机制不断创新。机制创新是课改的原动力,也是改革结果内化于心、外化于人的一种成果展示。70年课改机制创新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具体表现在:一是课程教材发展机制的创新。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课程教材发展先后经历了由“国定制”到“审定制”,再到“教育部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以及随后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和地方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这种带有明显“统权—分权—统分结合”的权力机制创新过程。二是课程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对于课程的管理还停留在国家统一管控的传统认识之中,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现象影响了课改效果的深入人心。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由此开启了我国课程教材的三级管理体制,一直沿用到今天。三是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机制的创新。70年课改的历程,我国逐步见证了改革带给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变化,正因如此,党和国家给予了基础教育更多的关注。比如,2007年成立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2012年成立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一系列举措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决心和勇气,未来课改机制绝不会墨守成规,不断创新仍将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主旋律。 再次,拥有能力出众且经验丰富的改革队伍。70年课改的道路是艰辛的,之所以课改能够持续推进,是因为一批能力出众且经验丰富的改革队伍支撑起了课改事业的一片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拥有一批具有丰富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专家队伍。回顾8次课改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历次课改正式实施之前,都需要验证课改实施的理论基础是否可行,课改理论主张能否科学指导具体实践。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省思,基础教育领域迎来了多领域、多学科,具有理论或实践经验的师资队伍组成了能够给予课改具体经验指导的专家团队。二是拥有众多具有高水平管理经验的行政管理队伍。搭建一支高水平的教育行政管理队伍,对于课改而言不仅能够指引课改走向正确的改革方向,还能够对课改中的具体要求进行制度上的规范。新中国成立至今,教育行政管理队伍愈发走向结构合理、权责分明和程序规范,维护着课改的稳固前进。三是拥有大规模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课改的实践检验需要一线教师的亲身体验,也就是说,教师对改革的实践反馈反映了课改的具体成效。从最初国家未重视教师参与到提倡教师加入讨论,再到如今教师与课改的密不可分,认识的转变证明了教师的价值存在,而现实的需求促成了大规模懂课改、促课改、思课改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这也仍将是未来课改继续关注的核心议题。 最后,“立德树人”得到有效落实。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进步。相较过去,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因为党和国家的审时度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一认识的转变开启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征程。课改浸染了人们认识转变的精神内涵,通过实际行动赋予改革新的理念与活力,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课程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立德树人”教育目的的根本指引,加速了学校课程在课改标准、课程内容、课程组织与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的系统完善,同时也丰富了学校课程与地方课程、乡土课程的关系内涵。二是学校教研的有效推进。“立德树人”赋予课改新的生命力,必然要求校内教研活动的配套开展,引导教研活动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多元化,推动课改进程走向科学顺畅。三是课堂教学的认识转变。以人为本的概念主张,扭转了传统“三中心”对课改造成的固化认识,课堂教学也从不断讲授走向具有情境化、生态化与个性化的合作交互式学习,提升了学生知识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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