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著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钱穆1912年从教，至1986年告别杏坛，前后长达75年，教过的学校有小学、中学和大学。在长久的教学实践中，钱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数代教育工作者。

    在钱穆眼中，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因此，教育要为民族服务，实际上就是为民族传统文化服务。而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通过教育。1919年，钱穆担任江苏后宅初级小学校长并实行改革，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内核注入现代学校的规章制度之中；20世纪20年代，钱穆执教无锡三师和苏州中学，无论讲授历史课还是国文课，他都为学生细心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令不少学生日后成为中国学术领域的精英；20世纪30年代，钱穆除去在大学讲坛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声疾呼外，还积极著书立说，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20世纪40年代以后，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继续在南国教授经典，传播传统文化精神。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身教育思想的中心，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人生的终极关怀，并伴随自己的整个教育生涯。

    正是基于上述教育思想，钱穆通过教学内容的选择反映自身的教育意图。他的教案、讲义和课堂实录都反映了他教育内容选择的独特特点。以《中国史学名著》课为例，钱穆“每堂必标一讲题，然亦有前讲未毕，后讲补述”。他简要介绍了从《尚书》到《文史通义》的数部中国史学名著，从学科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中国史学的发生、发展、特征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中西史学的对比中体现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大义。

    在教学方法上，钱穆不拘一格、灵活多变。他充分运用读书指导法，如他跟学生讲的中国第一部史学名著是《尚书》，准确地说应该是《西周书》，并且教导学生“读一部书，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我们必须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中所蕴含的一种活的精神”。他在讲授时，也并非一课接着一课、一书接着一书讲，而是依据教学情况，进行适当停顿和总结。他说“我想我们该再回头来重看一下，此是做学问一很重要方法。像走路，不能两眼只看着脚下一步步往前，走到某一阶段，要抬起头看看四面。又像爬山，不能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回头来四面望一下。跑到山顶，当然不看脚下，要看四面。上了一峰又一峰，每上一峰必该一望，这是必然的”。此外，钱穆还经常使用情景教学法。他在教学生作文时，常常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融入山林，观察生活，开阔视野，让“读书犹如游山玩水，兴味无穷”。

    由于学术基础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个性鲜明，钱穆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他的教学情感充沛饱满，讲到兴起之处，“时高举双臂，慷慨激昂，间更纵声而笑”。他的学生回忆：“尤要者，满腔激情，激荡全室，即在严冬，先生仍时时拭额不已。”在后人看来，钱穆的这种充沛情感来自于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故而，钱穆在素书楼最后一课中讲道：“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而钱穆留给学生的总体印象，用余英时的话可以总结为：“他原本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毕竟有儒学的素养。在多数情况下，他都能以理驭情恰到好处。”

    纵观钱穆的一生，可见他始终在课程设计与课堂教学中表现出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始终在教学中展示对文化传统的热爱与推崇，因为“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数千年传统文化，只许就目前当今以为教，是则教育脱离文化而成为无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难”。钱穆以一位历史学家独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教育思想与教学艺术和谐统一起来，在传承、弘扬、维护、捍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甚至是大师级的人物。而当学生们回忆起钱穆先生时，都对他的谆谆教导印象深刻，一致认为先生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深刻影响了学生的成才之路，先生如同“孔子的再现”。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