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面试不久前纷纷落幕，结果成为最大噱头的竟是考试中频频出现的“雷人考题”。这些考题不但在考试中令考生抓狂，在考试后竟也雷倒一片。

  比如考题中就有“如何用蜘蛛网捕鱼？”“蚂蚁从10层楼上摔下来会不会摔死？”“生父母、继父母同时参加婚宴，该怎样安排座次？”“卡扎菲、金正日、萨达姆都是69岁死的，中国房产使用权是70年。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谈谈你对梵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看法。”2月中旬，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考题“玉皇大帝和如来佛哪个大？”更是被网友称为“骨灰级神题”。

  如此众多的雷人题目，难怪事后引发一场轩然大波。而支持者与反对者更是吵得不可开交，叫好者称这打破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考题模式，让人眼前一亮。反对者则认为这根本不像大学招生考题，倒像是小学生的脑筋急转弯，用来考受过12年教育的学生，有点“杯具”。

  面对众说纷纭的雷题现象，我们不妨先放下自己的成见，也来一回穿越，回到80年前，重温一下当年的“史上最牛考题”。那就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出现的“对对子”试题风波。

  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由时任中文系教授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命题，出乎意料的是题目很简单，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外，就只让考生对一副对子，上联也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此题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京津两地报刊连篇累牍刊登论战文章。竟使得这次“对对子”考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也迫使陈寅恪先生不得不在两周后接受北平《世界日报》的采访，为出题的缘由解释一番。在陈寅恪的学术生涯中，可谓平生仅见。

  所幸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年陈先生就此事的回应文章，得以一窥这雷人题目的缘起。

  在陈先生看来，以对对子为考题，绝无作秀或噱头之嫌，而是确能考出考生对国文文法和中国文字特点的认识。“实在是一种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的测验法”。陈先生还一一指出了对对子所考查的能力要点及相应的评分标准，即“（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有不能者，必不录取）。（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及格条件）。（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可借以选拔高材之士）。”并附有相应的得分范围。至于有媒体要求公布标准答案，陈先生认为“不必发表余所对，有‘故意给人难题作’之嫌矣”。但却把考生中答得较好的公布了出来，即以答“王引之、胡适之、祖冲之、韩退之”为较佳。

  此后，陈先生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更从这次考试的阅卷经验和感触出发，谈到了考试出题的原则：“出题方式应与过去易趣，求其形式简单而含义丰富。……能于阅卷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可使应试者，无甚侥幸。……阅卷者良心上下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

  事后，不少学者在回忆这次考试时都认为，这种简单的题型，能难住一般的考生，却是考出尖子生的办法。据知，当年对出“胡适之”的考生，后来大多成为了知名学者。如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中国社科院张政烺研究员等都是当年的考生。

  而闹笑话的考生也大有人在。有记者事后搜寻考卷，看到有考生对下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的，还有人对“我来也”。最可笑的是，竟然有考生在“孙行者”下大书“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可见“情急胡诌，窘状可想”。

  可见，80年前的“雷题”其实并不雷人，完全是一次严肃的尝试，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延续下来。不过从陈先生的几次谈话可知，出题者是颇费了一番心血的。陈先生在肯定了这种趣味试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命题的原则。其实，归结成两句话，就是“形式简单含义丰富”、“定分之时有所依据”。形式虽似游戏，必能考出学生的真知，评判看似随意，必有拿捏严谨的尺度。

  以此为标准，再来看今年的雷人考题，似乎做足了吸引眼球的表面功夫，而考题本身的内涵还有待提高，不得不下个“形式固然可喜，内容尚需改进”的评语了。比如在记者采访时，一些高中教师就表示，看不出这些考题考的是什么知识。参与命题工作的一些高校教授也表示，很多题目都是没有答案和评判标准的。

  当然，今年的雷人试题都是出现在面试中，毕竟不像笔试那般严谨。但是，作为高校招生考试，在今后这类灵活考题出现越来越多的趋势下，命题者还是应有所思考。80年前陈寅恪先生的“形式简单含义丰富”、“定分之时有所依据”仍不失为这类趣味试题的命题原则。否则，雷人试题今后雷倒的恐怕不仅是考生了，而是反过来雷倒了高校自己，那就真成了考试的“杯具”了。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