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岁的孩子被人们抛弃时，首先应该站出来接住孩子的是地方政府，这是一个时代应该兑现的道义承诺。

    ■刘涛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四川省西充县某村200多村民签了一份“联名信”，试图将村子里8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坤坤“驱离本村”。这则新闻在网络上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引起了联合国的特别关注，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艾滋患者的羞辱和歧视行为。

    还记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里面那几个身患艾滋病的孩子吗？在安徽阜阳的一个乡村里，贫穷、恐惧、冷漠、无奈共同“调和”出那部纪录片的冰冷基调。而这样的场景，在8年后四川西充的另一个村子里正在上演，那种寒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少年过去了，人们还是没有从“艾滋恐惧”中走出来，原本并不可怕的艾滋还是撕破了人与人之间理应牢固的情感纽带。

    面对施加在一个8岁孩子身上的“暴力羞辱”画面，这则“驱离艾滋男童”的新闻无疑解构了我们对于乡村的情感认知。乡村原本是一个讲传统、谈伦理、重感情的物理空间，那里储存着我们时代弥足珍贵的伦理仪式和宗族情感。然而，原本属于乡村的温情与伦理，最终还是抵不过艾滋病毒掀开的深深沟壑。

    当人们为一个时代的麻木与冷漠唏嘘不已时，另一个更大的“阴谋”被推至幕前。据凤凰网、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报道，“驱离艾滋男童”事件并非社会事实，而是记者精心“策划”的一场“假新闻”，其目的就是帮助村民“顺利”地送走坤坤。如果后续报道属实，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这已经不再是善意的媒介公关行为，而是完全违背新闻伦理的“假新闻”。

    对于事物的判断，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价值关怀维度，这既是新闻本身的深层呼唤，也是我们在回应社会正义时必须给出的伦理承诺。从事件结果来看，在媒体精心“炮制”的舆论图景中，针对坤坤的救助行为迅速铺开，政府主动出面承担了他的所有学习和生活费用。然而不得不说，记者之举却有违新闻的伦理正义，通过制造“假新闻”来制造噱头，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将8岁男童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身份直接篡改为“艾滋患者”。显然，记者的行为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媒介公关，而是触犯了新闻伦理深处高贵的正义。

    其实，在艾滋男童“被驱逐”事件真相仍待解之时，我们真正忧虑的还是男童坤坤的命运。策划也好，事实也好，“联名信”的确是村民亲手签字的。而且，男童坤坤在村子里确实不受待见，村民们都将他视为一颗“定时炸弹”，希望坤坤早日离开村子。红红的手印背后，是一个时代再逼真不过的冷漠与无知。

    纪录片《颍州的孩子》里，艾滋患儿高俊最后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村庄，等待下一个领养的家庭。导演随之抛出了一个巨大的追问，谁来接管这些被抛弃的孩子？其实，比艾滋更可怕的，是人们面对艾滋病的无知。四川西充的村民最终还是签署了“联名信”，一切源于他们的无知，源于他们对艾滋病的深层恐惧。当我们在谴责村民的冷漠与无知时，同样应该追问的是造成村民冷漠与无知的深层环境。

    《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指出，地方政府的卫生主管部门应该开展针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防御控制”和“救助工作”，同时应该指导教育部门“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有关课程”。然而，是谁造成了当地村民的无知？政府部门应有的宣传和救助又在哪儿？学校教育的相关环节为何总是屡屡缺席？这背后的问责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要知道，一个8岁的孩子被人们抛弃时，首先应该站出来接住孩子的是地方政府，这既是法律规定的责任使然，同时也是一个时代应该兑现的道义承诺。（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