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闵维方委员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黄金鲁克采访。新华社记者 吕迅 摄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柴葳 3月4日发自北京

    目前，我国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98%的“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都曾求学海外。然而，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必须以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那么，我国高校凭什么吸引高端海归？

    仅靠待遇就能吸引来高端人才吗？

    “我们必须很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因此要继续鼓励留学，出台政策吸引高端海归回国服务。”谈到引进高端海归，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颇有危机感。

    闵维方表示，近年来我国吸引了一部分高端海归人才，但还有大量留在海外，对这个现实，必须头脑清醒。

    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老”海归，闵维方认为，吸引高端海归回国施展才华，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给予其科研经费自主权，允许高端海归人才根据其科研性质决定经费使用。同时，设身处地地站在高端海归人才角度，为他们解决如子女教育等实际生活问题。

    “目前谈及人才引进，往往会将个人待遇放在首位。虽然存在其合理性，但过于强调待遇容易忽视引进人才的目的和效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葛均波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出台政策，鼓励优秀人才归国，并从各方面提供有利条件，帮助归国工作者在适合的岗位上发挥能量。尤其是在科研环境和工作条件方面的支持，包括组建团队、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方面，应该将其作为首要的硬性条件内容。

    葛均波认为，在资源分配上要合理，不宜采取“树典型”的方式，将各种资源和有利条件全部集中在少数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身上。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科学家自身的发展。而是要让更多归国者都能争取机会有所作为，从而形成遍地开花、百家齐放的格局，形成“出国—学成—归国—贡献”的良性循环。

    海外引才该坚持什么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卢思社认为，要建立长效的、稳定的机制，让人才持续回归。“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人才使用等配套措施，都必须达到高的层次，才能持续不断吸引人才回来。”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具体单位政策配套和国家的政策配套是否吻合十分重要，要契合专业、发展方向和相当的平台，比如制造业一定要是国际一流的，不然会有天花板效应。”卢思社说。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以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是国家在特殊阶段为吸引高端海归人才为国服务而采取的举措，未来可以做得更好。他建议，要明确标准，坚持按标准吸引人才，而不能将人才引进作为高校的一项考核指标，不能将“千人计划”人才作为排名指标，这容易导致形式主义。在此基础上，让高端海归人员扎实做事，发挥作用，杜绝弄虚作假的事件发生。

    归国科学工作者往往会被赋予多种社会角色，包括担任行政领导岗位或是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葛均波说，这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应谨防消极意义。科学家首要任务是解决科学问题，这是引进归国科学人才的首要目的。如果将过多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不加选择地加在科学工作者身上，可能会影响其科研活动。因此，葛均波建议合理安排归国科学工作者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减少不必要的其他工作，让他们专心于科学工作。

    提到用武之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主任刘月宁认为，目前，各种人才引进计划中，科技专业居多，政府要进行顶层设计和优质布局，但还要平衡专业。

    国外读博再回国的“路线图”是默认规则？

    “还要实现两个平衡——国内培养博士和国外培养博士的平衡、国外工作过的海归博士和毕业后直接归国工作的海归博士的平衡。”闵维方认为，要对国内培养的博士和国外培养的博士一视同仁，因为国内某些学科培养的博士也非常优秀，如果不能平衡国内培养的博士和国外培养的博士，很容易造成一种导向——一定要去国外读博才行。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一流大学为国外一流大学输送的优秀研究生比国外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还要多。闵维方感叹，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平衡。在闵维方心中，国外工作过的海归博士和毕业后直接归国的海归博士不能厚此薄彼。

    甲是毕业后直接归国的博士，乙是毕业后留在国外工作十几年后再回来的博士。如果他们同时在中国高校工作，现在政策是乙比甲待遇要高很多，而且乙在国外工作期间待遇也肯定比甲高。主管过人事工作的闵维方强调，这种现象以前很普遍，而其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优秀年轻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先为国外服务十几年，再通过国内的计划引进回国。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双重影响。”闵维方说，这需要我们的综合考量，更需要一整套的配套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吸引。

    回顾自己从一个青年海归成长为教育专家的过程，钟秉林表示：“无论是一般海归，还是高端海归，一定要有本土意识，尽快融入到国内环境中来。同时，要调整心态，一定要有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