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毅哲 3月8日发自北京

    “我只是想申请延长两天出国期限，有关部门却让我去和外交部联系，要外交部批准。我至于吗？”在今天的政协教育界别小组会上，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檀润华大倒苦水。

    2014年，檀润华应邀赴美国参加会议，并打算与4所高校商谈合作，然而，他得知只能出国5天。他想多申请两天，却获得上述答复。

    放下这个答复，檀润华想把日程安排紧凑一点，多去几所学校，但他又被告知，5天时间并非他想象中的120小时，而是从出发之日算起，到抵达国内的日子，不得超过5天。

    偏偏他出发时订的是趟晚上的航班。

    会场上，讲到这里时檀润华忍不住笑出声，很多有相同遭遇的委员也大笑。

    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檀润华最终发现，这趟出国的有效工作时间只有一天半，只能拜访一所学校。 

    “以后就是让我出国我也不去了。办理一大堆手续就够劳神了，最后还只有一两天做工作，太折腾。”檀润华说。

    据了解，这一限制依据的是2013年多部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省部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的意见》，意见对出国时间限定为一国5天、两国8天、三国10天。 

    多位政协委员表示，高校人员并非公务员，出国却也照此管理，这使他们非常为难。在高校学术交流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这对高校非常不利。 

    2013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24届院士大会在阿根廷举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郑晓静应邀出席，并成为当时仅有的两个大会邀请报告人之一。不过，郑晓静获得的出国日期依然是5天。 

    阿根廷是地理意义上真正和中国处于地球两端的国家。郑晓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非常不礼貌。为什么别人听你作报告，你却不能听别人作报告？”郑晓静说。 

    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讲了自己的见闻：“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校长出去开到一半，只能回来，然后书记接着出去开下一半。这很可笑。有时候这已引起国外高校的误解，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

    记者注意到，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曾公开撰文，称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学校和科研单位扭曲中央精神，把八项规定用在大学老师和科研人员身上，限制他们出国学术交流的做法提出批评。文章中说：“他（俞正声）严肃地指出，这些规定本来是限制领导干部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出国考察，现在却用来限制专家们正常的学术活动，是不应该的。一个好政策推向极致，可能就是对好政策的反动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