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权力与自由神话

    谈韩寒比较危险，不管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似乎永远是错的。关于代笔门的真假，我在这里无法作具体论证。我的观点是：作为文化现象的韩寒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身上结合了两种元素：一个是资本权力，一个是自由神话。

    《三重门》刚出版时，我作为一名北京大学当代文学博士后阅读了这本书。我不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少年杰作，而是觉得它是一部“经过成人深加工的平庸小说”。为《三重门》作序的是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曹文轩。他写这篇序时，曾说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曹文轩教授看不出少年作家的影子，本应质疑《三重门》的真实作者是否是这位反应试教育的少年，然而在序言中，曹文轩却用“有智慧助他”为自己的疑惑作了轻松的解释。“皇帝的新衣”不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吗？看不见皇帝穿衣服，绝不是皇帝没穿，而是自己没看出来。

    2012年，“韩寒代笔”风波初期，我只是一个看客，后来才参与了质疑韩寒的阵容。继韩寒之后，方舟子也质疑过蒋方舟，但没能进行下去。这既是因为几乎没人呼应方舟子“倒蒋”，也因为蒋方舟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经常在电视上做嘉宾、秀才学。尽管疑惑不消，但舆论放过了展示实力的蒋方舟。如果韩寒像蒋方舟一样“出来走两步”，可能“倒韩”就自动消解了。

    韩寒为什么能走向神坛？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产业资本和文化权力的勾结。

    韩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话，是出于两个需要：一是韩寒家庭，尤其是他那个望子成龙的父亲韩仁均的需要，倒未必是韩寒本人的需要；二是上海《萌芽》杂志的需要。当时的《萌芽》经营惨淡，急于寻找脱困的捷径。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时发现，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韩寒有特别的新闻价值。一位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桀骜少年获得作文大赛一等奖，不但极博眼球，还确证了《萌芽》是天才伯乐。后来的舆论确实将《萌芽》看作了发现甚至创造“天才作家”的圣地，于是在全国文学期刊极度萎缩的境况中，当年的《萌芽》订阅量从几千甚至几百本，一下攀升到五十万。

    在对“天才韩寒”的神话塑造中，除了文化权力，还有产业资本的力量。韩寒除了有“天才作家”、“公共意见领袖”的身份外，还是众多品牌有形和无形的代言人。近10年来，韩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荐的“新浪博客头牌”。最近，韩寒代言了一组新浪移动客户端的户外，上面用了韩寒的照片，语为“新闻不是讨你喜欢”、“新闻不是审判”等。新浪到现在仍不愿意放弃韩寒，不正是觉得他还可以吸金吗？韩寒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最初是打造他、包装他，现在是利用他。

    韩寒神话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是什么？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习惯奴欲与崇拜的国度，不论我们想追求自由还是表现反叛，都要攀缘在一个偶像身上。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过，“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韩寒神话”就是我们遍布精神乞丐的文化制造出的产物。

    韩寒神话的另一个语境是反智主义回潮。中国当代反智主义盛行于文革时期，代表性口号是“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2000年以后，反应试教育的“天才作家”韩寒引领的是“不读书才有用”——七门功课高挂红灯，却一夜成名成为天才作家，最终更变成引领时尚的花花公子和一呼百应的公民意见领袖。“资本权力”和“自由神话”在他身上神话般糅合，造就了一代青年的梦想——这就是“韩寒”的独特魔力和资本价值。

    目前，韩寒事件是没有公论的。可是如果面对这样影响巨大的事件，我们都没有勇气、没有努力去追求真相，那简直等于精神自杀。麦克卢汉说：“为什么追求真相？因为真相使你自由”。所以对韩寒的追问，是对真相的追求，是对自由的追求。

    大数据时代，我们在媒介控制下的自由幻想中生活。媒介信息无止境地消费现实，因为盲从和轻信，我们常常是在假造的文化景观下群聚。我们会在资本权力和媒介权力、文化权力多重的夹击下失去真实，或者气馁妥协，变成它们的牺牲品。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化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