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多忙，每次演讲前，您都要亲自写好讲话稿，还亲自做好幻灯片，从不敷衍。您罹患癌症后，也没间断工作，还在带博士生、出差、开会、调研。

    您常说：“自己一辈子‘嫁’给了人大。”1956年，您被保送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上世纪80年代，您虽然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但您还亲自给本科生授课，亲口讲授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理论。那时，课堂上总是沐浴在思想与理性的光辉里。思维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在课堂上，学生们见证了您身为人师的品格与风采。

    那个年代，不管在哪种场合，您都会微微一笑地和学生们打招呼。那时在人大校园里生活过的同学，对于您满面春风的笑容，一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1984年9月，人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当时只有您一个人。20余年间，您白手起家，社会学著作等身，为中国社会学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尤其是您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一系列社会学著作、文论中阐述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观点，还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及社会实践，有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您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有的从政，有的搞学术研究，在所在的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您走了，但学生们却总说，感觉您依然在身边，爽朗的笑声从未远离。 

    桃李不言，庠育菁英。学生们如今已在各自岗位上成为栋梁之才，他们将谨记您“为人与求学并重”的教导，在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实践的征程上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王强）

师昌绪 特殊材料耀中华

    去年11月10日，您走了。可至今我们心中留存着的您的身影依然清晰。

    记住您，源于您一句最为朴实无华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话里凝聚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知识分子大半个世纪以来投身科学事业、矢志报国的赤子情怀。

    您是这么做的！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禁止学习理工医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您是被明令禁止回国的35名中国学生之一。为回到“母亲”身边，您历经艰险、排除万难，最终如愿，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

    回到祖国，您一心扑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工作上。当时，高温合金是航空、航天与原子能工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材料。面对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我国的航空工业要迅速搞上去”，您从我国既缺镍无铬，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实际出发，提出大力发展铁基高温合金的战略方针，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国战机发动机急需高性能的高温合金叶片，您又率队研制出铸造九孔高温合金涡轮叶片，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使我国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由锻造到铸造、由实心到空心迈上两个新台阶。

    多年来，您致力于材料科学研究，在高温合金、合金钢、金属腐蚀与防护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主持研制出多项国家急需的战略材料及部件；引领和推动了我国纳米科学技术、碳纤维、金属腐蚀与防护、生物医用材料、镁合金等学科的快速发展。您被誉为“材料之父”，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实至名归。

    两院院士，辛劳一生，90多岁了，您还想着为我国的科普事业多做事。您觉得，大众需要更多的科学知识，科普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最重要的途径。您还关切地说，青少年科普教育不能只在课堂上。

    在您心里，祖国就意味着一切。祖国的需要，是您选择未来的方向。岁月如炬，为了祖国的需要，您燃尽一生，光耀了中华。

    您的一位老友曾这样评价您：“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他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奉献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给我们巨大的正能量！”

    是的，这也是我们后来人共同的心声。   （本报记者 余闯）

黄济 重教析理圆夙志

    一位老人，一辆老车，曾是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朴拙低调的别致一景。曾经，斑驳的三轮车载着年过九旬的您，不疾不徐地往返于家、校园和医院之间，受到四面来自师生的注目致意或问好行礼。

    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知晓，踩着这辆三轮车的老人，曾穷其一生，在动荡岁月中出走复出走、彷徨复彷徨，追寻能温暖心田的教育梦想。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您，在生命中的前30年，都是在时代大潮中颠沛，在彷徨中寻求出路。您将自己抗战时期从旧式家庭出走投向国民党统治区、解放战争时期又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的经历，形容为一个寻求“别样的路”和“理想的路”的过程。

    心之所向终将您引领进教育的大门，正应了您中学毕业前夕立下的誓言：“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此余宿志。”其后一生，您都在不断寻找教育的本质。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您担起了追寻教育“本质”的重任：重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哲学学科。1980年，您在北师大重开教育哲学课，边写讲稿边开讲，开设了新时期全国第一堂“教育哲学”课。77、78、79级本科生、研究生、本系教师和进修教师围坐一堂的盛况，至今仍深深印在许多学生的脑海里。

    那两年里，您丝毫不敢懈怠，积累下来的教案、笔记形成的《教育哲学初稿》，成为当时全国第一本“教育哲学”教材。此后20年，您将著述《教育哲学初稿》修订为《教育哲学》，再完善至《教育哲学通论》，也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中国教育哲学主要奠基人的地位。

    您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听研讨会，听报告，甚至和人日常对话，都要做笔记。因为您觉得前辈、同辈、后辈都是您学习的对象。离休后，您仍离而不休、自续耕播，不断有新作问世。在写作《诗词学步》一书时，因为骨折，为解痛楚，您竟用左手写出1至2万字的提纲。

    您形容自己花甲之后的人生是“三黄”：黄济，已到了黄昏时候，却成了黄金时代。而您留给学生们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为师之道，温暖而绵长。（本报记者 柴葳）

庞朴 深耕国学成大儒

    “炼汞烧铅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您亲手书写的这幅字，还悬挂在客厅的正中，可您却已经离我们远去。

    好一个“只学吹箫便得仙”！唐代高骈的这首诗，相信您借以抒发的就是您平生治学的心志：治学严谨却又不失童趣率性，气象不凡却又能够简朴如初，兴趣广泛还可精深专注，知识渊博常能独辟蹊径。您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有温情和敬意，坚信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为此，行走在探索中华文化的学术之路上，您始终不曾止歇。

    作为著名的文化史家、哲学史家、儒学研究学者，您涉猎诸多，学术根底在史学和哲学，兴趣为中国思想史，所擅长则是辩证逻辑。

    您还记得否？在“文革”期间，您的书都被贴上了封条，您没书看，就看星星，“地上没有书可念，我就念这个天书；地上有阶级斗争，天上没有阶级斗争”。花了两年的时间，您把漫天的星空都搞清楚了。没想到，这段经历引出了后来一个重要的学术发现——火历，可以解决很多天文学史上费解的难题。

    您还记得否？20世纪90年代以后，您致力于“一分为三”理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又三分”，并把它作为密码来解读中国文化成果，说明中国人的忧乐圆融精神。

    您读过私塾、抄过公文、上过革命大学，丰富的人生阅历铸就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坦荡性格。对于当代一些希望建立儒教的主张和努力，您始终坚持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儒学，而没有儒教。您说：“如果要重建儒教，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希望你们向梁漱溟先生学习，要立足于民众幸福、社会改善、民族存亡和世界大同。”您觉得儿童读经很好，也应该在教科书中增加更多古典的东西。但对于试图恢复古礼的努力，您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因为您从来没有忘记时代的节奏。

    您可知道同行和后辈是如何评价您的？他们说：“庞朴先生留下的空白将在很长时间内无人填补。”

    话已至此，无需多言。哲人其萎，华章犹存！    （本报记者 翁小平）

李小文 亦士亦侠任平生

    2014年，您一身素衣布鞋在中科院作报告的照片爆红网络，网友们把您称作现实版的“扫地僧”：“一个沉默、不起眼的小角色，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

    您确实有一身“盖世神功”，您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地理学硕士、博士以及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的名单,您榜上有名，您还是“李-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