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左）与父亲梁启超（右）极为神似，以至于周恩来初见梁思礼时，竟有恍若隔世之感。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1956年11月,梁思礼与妻子麦秀琼结婚照。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5名中国航天员合影。

    梁启超九个子女，各个菁秀，其中三个成了院士。梁思礼被叫做“老白鼻”，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变成属于梁思礼特有的甜蜜。也正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为我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回忆中的1949年，吹去历史烟尘，露出一绢恒久的画面，镌在如今91岁的梁思礼的心头。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一如往常，驶出旧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礼，刚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和船上同样学成归国的20多位留学生一样，游子心念，归心似箭，千里之遥，快马一鞭。

    天津的码头上，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角噙泪的老母亲迎接自己，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几个月后，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6年后，钱学森回国，乘坐的也是这艘船。有人说，“克利夫兰总统号”为中国的“驯火史”带来了最初的火种。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人”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本报记者 刘博智

    爱国的“胎记”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曾经在南开中学听过梁启超演讲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梁启超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爱国。”

    “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回忆中，梁思礼眯起了眼睛：“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属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为了能够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千金马、五花裘”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他选择了回国。

    此时，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人，人生的境遇由此画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抛物线。

    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人嘲笑“中国只有子弹，没有枪”，认为中国没有运载工具，不承认中国是核大国。中央专委决定改进中近程导弹，进行“两弹结合”的热实验，梁思礼负责控制系统设计。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破四旧”运动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不是荣耀和尊重，而是数不清的磨难。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母亲卖掉家中老宅攒下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一边唱着“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边却被剃光了头发，坐在铺盖卷上，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梁思礼心里五味杂陈。然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愿轻易放过他。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要去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1974年，本该在运载火箭上大展拳脚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做了猪倌……

    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而是1979年回国，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驯火人”一样，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

    从失败对岸回望成功

    1960年，“东风一号”仿制成功后，聂荣臻要求五院转入导弹的自行设计和研制，“仿制只是爬楼梯的第一阶”。临危受命的梁思礼将那份“天娇谈笑凯歌还”的松弛，重新裹进了还沾着戈壁风沙的军大衣，奔赴下一场会战——中近程地地导弹的设计和飞行试验任务。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地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着白烟，最后落在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由于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炸出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了，事后得知，原因是导弹产生横向弹性振动和发动机管道起火。

    这一场景在他的演讲、报告中被重复了上百次，失败的记忆永远要比成功来得痛切。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贵得多。这个“贵”字不仅意味着上千万的“学费”，更意味着从失败的对岸回望时才能发现的宝贵财富。

    梁思礼更愿意将自己的“驯火史”总结为一本“失败者之书”。翻开这本书，上面“败绩斑斑”：

    1967年，首批“东风二号”战斗弹抽检三发考核飞行试验，其中两发发射后像体操运动员似地连翻几个跟头后落地。梁思礼一点点地研究，一点点往回捋，经过大量艰苦的分析计算，找出故障：工人在装配水平陀螺仪修正电刷时，固定螺钉少拧了1.5圈，使得电刷压力不够；

    1974年11月，长征二号发射返回式卫星失败，原因是稳定系统的速率陀螺的输出电缆中断了一根导线，致使控制系统失灵；

    ……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靠的是在批量生产中用系统概率数学来解决导弹和火箭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但这种方法对批量生产有效。和国外不同，中国导弹和卫星的研制都是小批量，甚至单件生产，每个批次都不相同。如何解决质量和可靠性，既无理论也无方法。

    梁思礼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理论相关原则。”

    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老黄牛”的幸福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