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牺牲了一些方法误差，以减少计算机的负担。最后，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705”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搞了很多场，就是不按照规范、工艺要求干活，元器件没有很好筛选，焊接也不行。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总装测试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军管会扬鞭急催，为赶工期，“705”大会战中做出来的元器件大多有问题，焊接质量也差。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总设计师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级倍数的问题累计到了总装阶段。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100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50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女儿梁红曾逗他，说他是“老黄牛，只会低头拉车，不看路”。对于一个只懂业务、不掌权的知识分子，“老黄牛”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他如同一头拓荒牛，勤勤恳恳、不畏艰险地开拓着一个又一个技术领域的处女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软件辅助设计领域。“硬件是躯体，软件是灵魂”，一次出国考察，让梁思礼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差距。当时IBM公司为航天飞机设计的机载软件已经达到了5级成熟度。“这个5级成熟度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把它比作是小学5年级，我们现在幼儿园还没有开始办呢。”梁思礼说。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系列飞船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从未达到的高度。

    1983年，梁思礼退居二线，但他从未远离“战场”。他重新站上讲台，要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他信奉的萧伯纳的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趣味至上的“老顽童”

    梁启超生前曾说，60岁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年仅56岁便撒手人寰。那年，梁思礼只有四岁半。

    父亲对梁思礼的言传身教并不多，但每每读起父亲留下的家书，父爱就如同涓涓细流，穿越时间流进梁思礼的心田。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每封信里无一例外，都流露出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被其强大的磁力深深吸引。

    梁启超曾在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我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性格同样爽朗乐观的梁思礼说，“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不仅在事业上成就辉煌，而且业余爱好也与事业一样交相辉映。

    梁思礼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在的嘉尔顿学院有一个唱片图书馆，坐落在湖心岛上。放假时，梁思礼常常跑到图书馆，打开大门，把唱机声音开到最大，躺在门外草坪上，一边仰望蓝天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贝多芬、施特莱斯……行云流水、激越跌宕、高山仰止、百转千回的美妙音乐，让孤寂的海外游子倍感慰藉。

    慢慢地，梁思礼成了音乐发烧友，即使“文革”期间大反“封资修”时，他也想办法避开耳目，尽可能给儿女们以音乐熏陶。他会在卧室用毛毯遮严窗户，摆好苏联带回的留声机，把声音放到最小，拿出心爱的唱片放给孩子们听。

    不仅醉心音乐，他对体育的“瘾头”更大。留学期间，梁思礼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几经征战，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他还喜欢游泳，并学会了“水母式”泳姿，漂浮在泳池中，脚不着地，完全失重的状态让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太空出舱行走”。已至耄耋的他，仍然没有减少对体育的喜爱，只要有重要赛事，他都不会错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他还像年轻人一样凌晨起来看比赛。

    “驯火者”梁思礼，如今“火气”已经褪去。坐在躺椅上的他，在和煦的阳光下，眯着眼睛，半睡半醒间，他又回到了童年除夕时，回味着点燃烟火时的兴奋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