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教授、我国现代刑事侦查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周应德 地下民主斗争时的周应德（1947年摄于重庆）

    “从今天起，我代表人民政府接管法院、检察院、监狱、看守所。”

    1949年12月，四川省永川县（今重庆永川区）解放，一个眉眼清秀、戴着金属框眼镜的文弱书生，作为县接管委员会成员，接管了永川县司法系统。县府之中一片惊讶：“这是把大印左手交右手嘛！”

    他们有所不知。这名28岁的年轻人，已是中共老地下党员，此前以国民政府永川县法院首席检察官的身份作掩护，周旋于刀光剑影之中，策动永川县长邱挺生投诚起义、稳定局势，静待和平……

    当革命年代的战火平息，时至今日，他是中国现代刑事侦查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曾写词回顾自己的一生：“拼十年地下，反饥饿、独裁、戡乱，争取民主和平。惊雷动。趁熏风时雨，树桃李精英。春色满园，半世刑侦。”

“慧剑操我手，斩绝家累时”

    周应德的青少年时代大都在辛亥革命后的狂飙中度过。读初小时，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每逢五四、五卅等时间节点，师生们走上街头，挥舞小旗，高喊“打倒列强！”“四一二政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家所在的四川省南川县（现属重庆）南门外，隔护城河朝西望去，便是历代官家行刑的蒿枝坝刑场，那里公开斩杀共产党员。局势的急速变化，给年幼的周应德带来巨大感官冲击。

    1938年，周应德考入重庆联中，那是一所有革命传统的老牌名校，抗战初期，一直是重庆抗敌后援会和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的重要策源地。抗战初期的重庆，各路人马汇集，在联中，周应德见到过郭沫若、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司徒雷登和雷鸣远等上层民主人士，还三见周恩来，“最末一次，周恩来应联中读书会邀请作了‘目前抗战形势和战时青年的任务’的讲演，一连讲了3个多小时，最后为同学题词留念，勉励大家‘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不应空空度过，同学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我见他几次擦汗，但毫无倦容。”

    联中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周应德同时加入了怒潮歌咏队、兴群剧团，节假日便出校宣传或演剧。他还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建读书会，同学们两周一次座谈，交流读书心得，漫谈形势。在此期间，周应德读到了大量进步书刊，如《萍踪寄语》《大众哲学》、苏联小说以及马列著作，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对他触动很大，其中对“剩余价值”的阐述，尤其让他感悟、动情。

    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重庆联中的抗日救亡气氛十分活跃。可1940年一个事件让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和教育厅长郭有守联名下达密令：“据密报重庆中学（即联中）有学生三百余人，共党占六十余人，课外活动均在共党之手，彼等暗中拉拢学生，转饬……密切注意，并予制止……”

    这时，学校校长已被更换为青年党人张佐时，新校长到任便举起“屠刀”，解聘支持抗日救亡的教职工，又挂牌开除周应德等59名学生。

    全校师生一时群情激愤，推选周应德等23名代表赴重庆上告请愿。代表团一到重庆，便发表文告，招待记者，震动了报界和学生家长。

    联中老校长杨沧白（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学生家长胡文澜（民国早期四川督军）、校友《新民报》主笔罗成烈等纷纷挺身支持学生，《新华日报》《商务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谴责，形成巨大舆论压力。官方吃不住了，肇事校长被迫收回成命，师生们的斗争取得胜利。

    此时，周应德预感国共合作有变，抗日救亡前景堪忧，时年18岁的他，写下了入党矢志诗：

    “滚滚长江水，沉沉念黔黎。世途多艰阻，豺狼横路衢。愿为双飞翼，奋翮凌天梯。愿为千里骥，绝足任驱驰。慧剑操我手，斩绝家累时。”

    在国共合作陷入低潮的时候，周应德在联中的后山坡，庄严举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隐蔽下的朝阳学法和民主斗争

    国共合作破裂后，为了保护党员和党组织，中共南方局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即时整顿组织，停止发展党员，并要求党员“勤业、勤学、勤交友”，深入各阶层，取得社会职业，学生有条件升学的，争取升学。

    周应德是个偏科生，偏文科，高中时又致力于抗日救亡活动，因此升学困难。当时有“法学摇篮”之称的朝阳大学内迁重庆办学，朝阳大学偏文，周应德便考进了法律系。

    朝阳大学有个特点，就是授课教师大多是法律界的资深法官、律师。如教授刑法的法律系主任赵琛，当时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后来任“首都高等法院”院长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是民国刑法的起草人之一；刑事诉讼法教授孙潞，是最高法院庭长；戴修瓒教授讲票据法、保险法，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检察总长，以弹劾曹锟贿选名噪一时。在隐蔽时期潜心学法，奠定了周应德后半生法学生涯的基础。

    教授国际私法的章任堪是进步人士，每天都要看《新华日报》。由于管控严格，周应德就趁早晨天光未亮之时，秘密将《新华日报》传送到学校所在兴隆场的铁匠铺，供章任堪取阅。

    “章老师家徒四壁，身无长物，一次家中遭盗，连衣服都被偷得一干二净。章老师的夫人是我们的英语老师，美国韦尔斯利大学的高材生，上课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尽管如此，他一直对进步学生尽力支持……”章任堪老师的境遇让周应德心中酸楚，此时，特别刑事法庭林立，共产党人被肆意残害，更让他怒火中烧。正值章任堪老师的母亲去世，周应德于忧愤之中，代山东同乡会书写挽联，挂在灵堂正中：

    “国难方殷，痛恨他小人道长，如此施行，抗战奚如折枝易；傲骨有根，独怜我夫子固穷，者番磨难，生活更比行路难。”

    这一写便惹下大祸。一天，中文课老师朱修庸叫住周应德：“你最近写什么东西啦？你惹祸了，学校要开除你，说你是共产党！”

    如果被学校开除，不是进“青训团”，就是进“渣滓洞”，周应德心头一紧，不知该如何申辩。朱修庸接着说：“不要急，我说了你是好学生，旧文人脾气，爱发点牢骚，不是共产党。解决了，下次小心点！”

    朱修庸是“朝阳中国文学研究会”顾问，特别爱惜周应德这样的“文才”。她的丈夫是学校董事长居正的“拜把兄弟”，在学校说得上话。在朱老师的庇护下，周应德顺利渡过难关，有惊无险。

    周应德朝阳大学毕业后，去江津女中教书半年，又于1947年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南岸市委联络员江竹筠（江姐）工作调动，组织安排周应德、周应培与重庆广益中学何明璧三人组成“南岸学运特支”，开展地下民主斗争活动。

    1948年，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民主运动达到高潮，也引起当局疯狂反扑。周应德被迫离开重庆，借“中央党校高等法官训练班”受训之机，到南京隐蔽。当年9月，周应德回到重庆，以永川县法院首席检察官的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工作。

    永川县长邱挺生的女儿是川西地下党员，又与周应德是朝阳同学，周应德便利用这层关系劝说邱挺生起义，和平解放永川。邱挺生思想开明，人情练达，两人一拍即合。1949年12月，永川和平解放，周应德结束十年地下生活，浮出“水”面。

为我国刑事侦查专业奠基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法学专业也是如此，旧法已废，新法未立。大专院校教授刑法只讲刑事政策，惩治反革命条例及苏联刑法原理，专业教师十分紧缺。1953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审判员的周应德，到西南政法学院培训班后，被学校“截留”下来，教授刑法课程。

    作为法律专业的一门课程，要将刑事侦查发展为一门专业，重新构筑学科理论体系的任务摆在周应德的面前。课程设置和教材编撰是最基础、最关键也是最繁重的工作。1963年，周应德领衔编写了《刑事侦查学教学提纲》，首次系统提出了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体系、任务、研究方法和原则，奠定了刑事侦查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

    刑事侦查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周应德三十年如一日，与重庆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密切往来，参与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案情分析和对策研究，搜集了大量教学案例和素材。

    上世纪50年代初期，重庆斑鸠山发生持枪抢劫大案。神州甫定，在西南局所在的大城市发生如此恶性案件，人心浮动。周应德与办案人员采用设卡、堵截、蹲点、搜山等办法，8天便告破案。“文化大革命”过后，四川省公安厅积案如山，周应德奉命带领教师100人参加办案、清理积案。

    那时，刑侦学的教师们课时松一点，就到刑侦部门实习，参与破案，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十大城市的公安局都是教师和学生的实习基地，大家互通破案经验、交换案例，案例积累多了，周应德再度领衔编写了杀人、盗窃、诈骗三个案例专辑，作为刑侦辅助教材由公安部出版，一直沿用至今。

    “十年动乱”不仅破坏了公安机关的专业性和公正性，亦使刑侦学科发展陷于停滞。周应德心急如焚，不停地与时间赛跑，创造了许多为人称叹的“第一”：

    1979年，他主持创办我国高校第一个刑事侦查专业，开创侦查概论、文书检验、痕迹检验、枪弹检验、刑事照相等十多门独立课程，构建了系统、科学的学科体系。与此同时，他接受司法部委托，筹办两次全国刑侦师资培训班，时至今日，第一批刑侦专业学生已经成为我国法律、刑侦界的中坚力量；1984年，他领导筹建国内高校第一所司法鉴定中心，将司法鉴定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改变了刑事证据鉴定由公安部门自侦自证的局面。

    曾经，不少学界观点认为刑事侦查是一门“边缘学科”，“刑侦无学”，只是一项单纯的侦查业务和侦查技术。周应德据理力争，坚持认为刑事侦查是“研究揭露犯罪和预防犯罪的手段以及斗争方法的科学”，其任务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保护人民”。

    如今，周应德终于到了可以停脚歇歇的时候，有人问他“您高寿？”“和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嘴角泛起的微笑，慢慢扩散到整个脸部。他始终停不下来，常常掰着指头数同龄的朋友还有几个，每天风雨无阻地“泡图书馆”，最近还被学生拍照，上传网络，当了一回“网红”，成了感动万千学子的“最拼教授”。

    他阅尽世事沧桑，百年光阴对他来说“有如一梦”，但有些东西仍能穿越时代，为人感知。比如他的忧国忧民，他对真相、对真理的坚持和追求，总是给人启迪，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