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不懂读书，懂时已是中年”，近年翻书时常有这样的遗憾。这里，绝无倚老卖老的意思，且所谓“懂”也只凭个人的感受，或许依然是懵懂呢。每看到身边一些好学的年轻教师，勤勤恳恳与书做伴多年，结果除了嘴里多出些时髦术语，实质上却未见多少进步，甚至原地转圈圈，此时类似的遗憾又从心底油然而起。

    世间没有绝对正确的读书法。读书的目的不同，所取的方法也随之而异。假如出于消遣，那么，躺在沙发上，漫无目的地翻流行杂志或刷微信，一目十行，不亦快哉，这就是正确的读书方法，然而，它却不适合研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反之亦然。所以，我这里说的读书，不是指向消遣性这一类的。

    人过中年而读书，我常提醒自己努力做到“三要”。

    要“跳出舒适区”

    一个人的成熟，需要不断打开自我，主动接受新环境的刺激和碰撞，由此积累阅历，增长见识，磨炼意志力。读书也是。从广度言，接触的书籍必须尽可能地广泛些，如名将的开疆拓土，以避免“偏食”造成的目光狭窄，沦为井底之蛙。教师群体有个明显的阅读特点，就是总爱读教育类的书籍（教参类的书还不包括），这种不敢离开熟悉领域的小圈子阅读，无疑收缩了教师的精神空间，长此以往，将导致思想的扁平化与思维的雷同化。试想，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如果没有研读过《掌握人性的管理》《愿景》《领导力》等西方现代管理学方面的作品，他的校长之路能拥有今天的这些特色吗？不少名师的课堂，若仔细品味，总能品出名师背后的特殊“书架”来。当下读书界推崇“跨界阅读”，我认为非常有道理。

    从深度上言，读书也需经常自我挑战，即有意识地给自己加压和设立小目标，每一段时期，啃一两本有难度的作品，尤其名著。我这几年，每个暑假会给自己一个任务，集中读某位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著作。比如，今年暑假，我计划读的是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姆。读过的史书或哲学书，有的我至今无法领会，更多的是如风行过水面，了无痕迹，但那部分能读懂的，让我受益良多，每次回想起，内心的海洋瞬间变得深广起来、明澈起来。

    要“由博返约”

    读书求其广博，但一味的广博并非读书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每一个体的精力与生命是有限的，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特别是教书职业，一年到头，繁杂事岂止百件千件，原本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教师如何从阅读中获得高效收益呢？我觉得，有必要遵守“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的原则，这与挖井的道理是一样的。《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弟子赐一段不乏幽默的对谈：孔子明知故问地对弟子赐说：“赐，你觉得我是个博学多闻的人吧？”赐肯定地回答：“当然喽，难道不是吗？”孔子摇头道：“错了。我只是做到‘一以贯之’。”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可理解为“自始至终，把一件事贯穿到底”，即做事不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另外，在《论语》中，孔子还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是主张学习或读书得处理好“博与专”的矛盾：既要广博，更要有个明确方向。当然，读书方向可以是短期性，例如关注某个小问题，有目标去阅读；也可以是长期性，如围绕某个主题制定若干年的读书规划。我自2012年专心做民国教育的材料整理，至今已七年，虽然没作出多少贡献，但在自己看来，还是有点儿成就感的，至少个人对该领域某些问题的理解，会比之前深入。我想，再努力若干年，在民国教育方面，我还会有所进步的。

    上述讲的是读书的两点体会——“跳出舒适区”“由博返约”。如果说，读完一本新领域的书，有如发现了未经欣赏过的风景，那么啃完一部艰深的名著，就仿佛攀上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峰，眺望到了更辽远的地方，看清了许多以前令自己感到迷惑的东西，也增加了自我读书的自信心。无论新遇的风景，还是远眺到的风光，我觉得都比长期原地打转带给人更多的感官之乐与思想之美。

    要“反己与体会”

    国学大师钱穆年轻时的读书经历颇有借鉴价值。当时钱穆在无锡的鸿模小学任教员，有位同事（也是钱穆的小学与中学的同窗）叫沛若，为人好学而忠厚善良。他曾对钱穆说：“你喜欢读《论语》，里面有一条写着：‘孔子所谨慎小心的事有三件：斋戒，战争，疾病。’现在你患了伤风，虽然还没严重到发烧，但也是病。可以不必紧张，不过也不能麻痹大意。应该依照《论语》说的那样遵守小心谨慎的‘慎’字，不让病情加深，那么过几天就会自愈了。”钱穆一听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读《论语》，开始逐字逐句地“反己”，务求“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钱穆从沛若话中悟出的这番体会，恰恰道出了读书的根本所在。读书固然可以不求甚解、自娱自乐，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教师，仅此而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跳出书本，返回自身，反省自我，省察人生，从而不断提升个人的学业与修为。否则，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价值就难以获得充分的表达。

    对教师而言，“反己与体会”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教学行为。读教育类书籍，要把书中的理念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尽可能地融入到日常实践中，而不是理论是理论，课堂归课堂，成为彼此分离的两张皮。比如，罗素提出，教师应该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我常反省自己：教学中，我是否太偏重学生的分数，而忽略了其他？我是否为了提高自己学科平均分的两三分，而剥夺了学生休息的时间与独立思考的空间？又如，当领导以考上“985”名校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教师教学的成败，我是否能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标准，对领导的功利行为大胆说“不”？进而言之，我能否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对某本书中的某个教育理论也提出疑问，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反己与体会”的第二个层面——也是更高的层面，就是把书本理论化入自我的生命体验。我主张，读书即读人。这里的读人，既包括“读”作者，也包括“读”自我。所谓“读者”二字，在我看来，乃是“读自己”。带着这样一些理念去读书，就能把书与人、过去与当下、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把僵硬单一的知识与柔软丰富的人生，联结起来，并产生某种呼应。此刻，捧在手里的每本书，都因之而拥有了跳跃的脉搏，而读一本书，就是跟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真挚的对话。

    我从事民国教育史料梳理工作的这些年，虽然出版过几本小书，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曾在《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

    读什么书，等于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些年专注于民国人物的阅读，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和一群智者相处相知，眼见他们在大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感受着他们的悲悲喜喜。他们的一言一行，感染着我，滋养着我。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比如教育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态度等。至于民国时代的那些教育细节，它给我的启示就更多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读、编、写过程中获得的“奖励”，也是任何课堂和其他书籍所不能给予我的。

    读书半生，人到中年时终于读出这点儿味道，也可算是没白读吧。

    以上读书“三要”，纯属一己之感受。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书架上顶天立地的好书，为了不负它们，也为了不负自己未来二三十年的余生，今天写下它，权且当作自己读书的座右铭。

    （作者系中学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