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的数字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奢侈品”。

    高教普及

    个人到国家命运悄然改变

    2019年暑假，清华大学的一则招生宣传片在朋友圈流传——《从一到无穷大》。

    影片里，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请来了一些清华同学：有的是1949年以来家乡县城中的第一个清华学生；有的是清华女篮的第一批队员；有的在攻读博士期间得知中国芯片进口额连续十年超过石油后，把国家需求和个人发展紧密结合，至今奋斗在人工智能芯片研发领域……

    这些人看似人生境遇不同，但薛其坤和这些清华的同学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代表着中国无数家庭中的第一个。

    今天，超过70%的在校大学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

    1963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的薛其坤曾经带领团队率先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取得了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彼时他却只是齐鲁大地上的一个放牛娃，对于薛家，家里出了个大学生，是破天荒头一遭。

    然而“破天荒”的薛其坤，求学之路却并不顺利。他曾两次考研失败，数学和物理只得了39分；但挫折没有打倒他，反而激发出他的斗志。

    如今，有接近一半的同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2019年高考，有1031万考生参加，录取率超过80%。

    42年来，高考录取率不断提高。一个跳跃性的历史转折点是1999年的高考扩招。在报考人数降低的情况下，1999年的录取率从34%骤升到56%。

    即便如此，1999年，仅有9%的同龄人获得这个珍贵的机会。201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数据表明，已经有1.7亿中国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总量上与美国相当，但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却相去甚远。

    “祖父母是文盲，父母初中毕业，而我是大学毕业。”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说，她一家三代亲历了中国教育70年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80%为文盲，当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0.26%。文化水平过低，成为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阻碍。

    2019年，教育部宣布，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这意味着将有一半以上适龄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回首往事，高等教育改变着个体和家庭的命运，而这种改变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在招生形式上，高考改革在国家发展的需求中积极求解——

    从1983年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到1985年“双轨制”和“自费生”出现，再到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

    在考试形式上，高考改革在民众的期待中摸索前行——

    从早期理科7门、文科6门的考试科目，到1999年开始推行“3＋X”的科目设置，再到2017年上海、浙江试行的“3＋3”考试科目……

    在兼顾公平上，高考改革在国家的发展中逐渐将教育的天平摆正——

    从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到2014年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5.6万名学生在居住地参考；从2012年开始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到2015年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规定……

    新中国成立70年，高等教育从教育的“奢侈品”成为“大众消费品”，这让无数从未出过大学生的家庭走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的命运因此而悄然改变。

    在70年的岁月长河中，高等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选拔出数以千万计的人才，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奔赴到社会各行各业，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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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改革历程

    从1985年开始，减少科目就成为高考改革的一大趋势。同年，国家教委将理科、文科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并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3年，国家教委推行高考科目“3+2”方案改革，强调考查基础知识，同时注意考查能力。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2014年，教育部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3+3”成为部分省份高考的新模式。学生不再分文理科，根据高校公布的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自主选择选考科目。

    2019年，第三批进入新高考的八省市充分考虑本地原有高考模式、基础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和学科专业布局等因素，提出了“3+1+2”选考科目方案，在考试时间、录取方式上进行了多种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