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的经济基础较薄弱、资源生产能力不足时，教育供给也会紧张，不会形成教育市场。因为没有多余的教育产品来选择，老百姓主要依靠国家提供的计划性、义务性、普惠性、免费或低价的公办教育。但随着国力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老百姓对于教育的选择也更加多元。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最明显的特征是从上世纪末资源单一、选择单一的时代进入到一个资源丰富、选择多元的时代，而国际学校的发展，也促使我国基础教育的供给形成由生产者导向到消费者导向的新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公办教育的资源生产能力不断提升，老百姓对教育产品的购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开始出现了差异性需求。而民办学校从一诞生就敏锐地把握住了老百姓教育消费升级的需求，开始提供与公办学校不同的教育产品，从最初的双语课程到逐渐引进国际课程，适应并引导着教育的消费趋势。

    国际学校为我国基础教育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

    近年来，国际学校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截至2018年，我国大陆地区国际学校总数为821所，其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1所、民办国际学校426所、公立学校国际部（班）274所。与2017年相比，2018年新增国际学校87所，增幅高达12%，创近年新高。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地区的国际学校数量位居前四，均超过80所。其中，广东的国际学校130余所，居于首位；上海近110所；江苏省已达90所，位居全国第三。

    国际学校因其新颖性、差异性和稀缺性吸引了有较强教育支付能力的家长积极参与，也为我国基础教育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从目前来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学校呈现出以下四大特点。

    一是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特别是广东、上海、江苏、北京等地，而中西部地区国际教育资源较缺乏，个别欠发达地区甚至还没有起步，区域差异较大；二是消费主体以东部地区部分先富起来的家庭为主，这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同时也愿意接受国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经济上的自由也使他们想让孩子接受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三是国际教育主要以家庭自费购买国际课程服务为主，包括外籍教师队伍、国外的原版教材及国外的评价体系等；四是中方学校只是国际课程的引进方或合作方，中方学校教师的主要作用是配合外籍教师实施国际课程，主要是国际课程的使用者和实践者。

    通过国际课程的引进，我们的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了国际课程，开阔了视野，缩短了我国教育与世界先进教育的差距，也通过市场的方式降低了学习国际课程的成本。同时，通过引进国际团队，中外校长、教师合作管理、合作教学，也使中方教师很快融入国际教育的氛围。

    国际学校教育应同时具备中国基因与世界视野

    随着国际学校的推进，其不足也表现出来。

    首先，我国学校、家长和孩子只是这种教育产品的消费者，对其课程所蕴含的价值观只能被动接受，而一些国际课程对原版教材的强调，也可能使接受其教育的我国儿童在文化上“断脐”。

    其次，教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也是全球国际教育的重要输入地，但我国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的贡献，仅仅停留在国际教育的输入地和消费者层面是远远不够的。

    再其次，我国基础教育经过改革开放之后40余年的追赶，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教育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先进之列。比如，江浙沪等地已相继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是上海的出色表现更使其基础教育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例如，中英两国开始在数学学科教学和教师培训方面有了有益的交流，上海基础教育开始走向国际。一些世界名校也开始承认中国的高考成绩，这也是对我国教育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

    这说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拐点，我们对国际教育的理解也将重新开始定义，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国际教育将迎来一个新的转型契机——由原来的以出国留学为主，逐渐转向出国留学与吸引外国学生来我国留学并重。

    过去，在我们国家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时代，我们仅仅将国际教育理解为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体系，让我们的家庭花高价钱购买国外的先进教育。而现在，我国也进入国际教育的行列。趁着这样的好势头，我国基础教育要进一步开放，特别要改变现在单纯“送出去”或“引课程”的模式，逐步向“迎进来”“建课程”转变。“迎进来”意味着在满足我国人民对基础教育需求的基础上，要欢迎一定比例愿意来中国学习、交流、发展的国外优秀青少年进入我们的中小学；“建课程”则意味着要在发挥我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先进性的课程体系。

    基于现在课程存在一定地区差异的情况，不同区域也可以开发不同的课程，参与国际教育竞争，直接面对国际上不同的选择。这应该是我国基础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个切入点。在某种程度上说，课程就相当于我们教育领域的“芯片”，首先必须是自主研发，带有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和世界的视野；其次，它必须有专业的教师团队和完整的课程体系，包括教材、教学模式和评价系统等；再其次，它要能得到国际学生的认可和肯定。

    课程、考试与评估体系应增强科学性、先进性和确定性

    客观来说，我国基础教育整体还落后于西方的教育发达国家。我国的地区差异较大，不均衡的现象仍非常严重。因此，要开发在国际上受欢迎的、能被其他国家引进或购买的课程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原来的追赶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国际课程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学习和模仿，成本较低。但当我们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需要通过创新来引领世界教育的时候，成本就较高，风险也较大，而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不能承担太重风险的领域。改变原来习惯、落后机制压力之大，风险之巨，有时让人难以承受。

    因此，我们必须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加强课程体系的研发和实验，特别是考试与评估体系，增强其科学性、先进性和确定性。同时，适当加大奖励力度，更好地吸引国外优秀的青少年来我国学习，通过我们的教育开放让他们来了解中华文化，同时也通过他们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世界的人才将进一步集聚中国，也将对我国的基础教育产生更强的正向牵引作用；而随着我国人才待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也更愿意进入中国，留在中国，其子女也将在我国接受基础教育。外籍人口的不断增多，也对我国基础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相信中国的基础教育也将更加开放、包容、先进，更加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而世界的莘莘学子也必将走进中国，融入中国。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