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校提供的在线课程尤其是录播课，本身缺乏吸引力，不如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某些商业培训机构提供的免费课程，导致学生不爱学习，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和焦虑。针对这种情况，建议这些学校以学生和家长为中心，采用更富有弹性的在线课程选择策略，允许家长做出个性化的选择，不要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强制学生学习某门课程。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是高质量的在线课程和优秀教师，对儿童的吸引力都难以战胜那些更贴近儿童天性的游戏、动画、电影和网聊。

    更要命的是，数字土著们的信息获取能力已经完全不成问题，甚至超过了很多家长，只要有网络和设备，他们能够轻易获取感兴趣的资源，并熟练地在课程学习和娱乐聊天之间切换，家长一不小心就会被蒙骗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缺少家长有效陪伴和辅导的学生，在目前这种“教师主讲+家长主辅”的在线教学“双主”模式下，将无法获得有效发展。相反，那些有条件一直辅导孩子学习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将在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中占得先机。因此，减轻家长负担，如前述建议教师收回作业批改的权利等，将辅导的重任慢慢转移到教师头上，改变“家长主辅”的角色定位，才能降低在线教育衍生的“教育机会”的不公。需要注意的是，抗疫期间，部分教师也是在超负荷运转，而另外一些教师则相对清闲；作为学校领导，有必要做好在线教学工作的均衡安排，避免“家长减负”成为压倒部分教师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外，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也不得不做好提前筹划。在正式复课之后，各个学校应该为学生在线学习期间的学习效果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针对存在显著不足的学生群体，应该设计专门的辅导班或补救课程。尽管这是一种不得已的事后补救行为，但对一些学生而言，补上在线教育这一课，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相对教育变革，在线教育的应急功能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教育报：无论如何，因为疫情使得在线教育得以闪亮登场，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对基础教育是否会带来全新的变革？

    钟柏昌：我认为不会因为一件突发事件而改变基础教育的基本框架，谈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变革过于乐观。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在线教育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手段，具有并发挥了非常积极的意义。我多次面向国际期刊撰文，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深刻认识在线教育的抗疫价值：一方面，可以至少保持最低限度的教育得以持续，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大规模人群的居家隔离，减少病毒传染和防疫物资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