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敏

  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化推进，改变了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似乎成为人类骄傲的“战利品”与“消费品”。然而，就在人类沾沾自喜于改造自然的辉煌成就之时，却受到了自然界的严厉惩罚。今天，生态与环保成为关系生存的全球性热门话题。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的东方，会惊奇地发现，在悠久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里，拥有崇高智慧的古代圣贤，却有着在今天看来难能可贵的浓郁绿色情结。

  用当代“时尚”的眼光来审视，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其实也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博物学家和户外运动爱好者。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读书时发现，殷商时期有一条特殊而严厉的法律：如果有人往大街上倒尘土，就要被砍断手。子贡认为这样的处罚未免太严厉了，依据老师的一贯教诲，社会治理要以仁爱为本，为倒垃圾这样的一点儿小过失就砍掉人家的手太不可思议了。于是，他带着强烈的困惑请教孔子。出乎意料的是，这条严酷的法律却得到了孔子的认可。这件事情显示出孔子强烈的绿色环境保护意识。同时，也说明殷商时期，先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并采取立法措施。不过，总体来说，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环保问题其实还不太突出，统治者也没有必要充分、刻意关注环保方面的事情，孔子实在是先知先觉。

  饶有趣味的是，孔子还曾以绿色生态状况为标准，评价官员政绩。《孔子家语·辩政》记载，子路在蒲邑（今河南长垣）当了三年地方领导（相当于县令、县长），孔子想知道他干得怎么样，就在子贡的陪同下去视察。一路上他不断地赞叹：进入边境的时候，称赞子路恭敬守信；进入城中的时候，称赞子路忠信而宽厚；到了官署以后，称赞子路明察善断。子贡非常惊讶，因为老师没听到任何人汇报就不断称赞，按照他不轻易评价的性格，这是很反常的事情。于是，他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表明了自己的“不解”。孔子笑呵呵地回答说，他已经见到政绩了：刚入境就看到土地非常平整，杂草都除尽了，排水沟挖得很深，很规整，水没有到处乱流；城内的房屋墙壁结实，树木繁茂；官署里面显得很清闲，官员又很尽力。综合看来，美丽富饶的蒲邑形象已经清晰呈现了，还用得上人家亲口说吗？在孔子这三条判断标准中，涉及草木生长状况即城市的生态环境占了两处。显然，在他看来，环保与政绩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以上两件事，孔子还有些言论体现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如提倡砍伐树木和猎杀禽兽不要太随意，要遵守季节与物种自身的规律，否则的话就是大逆不道。孔子的这些思想，源自他对自然环境的无比热爱。《论语·先进》记载，有一次几个弟子陪他聊天，他让大家谈谈理想，有人谈治国安邦，有人讲独善其身，他都没有表示特别赞同，最后借曾点的话，委婉表述了自己的希望：在阳春三月，穿上新鲜的衣服，与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位童子，在沂水里畅游，在柔和的春风中歌咏，全身心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这种类似现代“驴友”的流行生活方式，是何等的惬意啊！

  孔子热爱大自然，胸中自有悠然绵长的博物情怀。他提倡学习《诗经》，曾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诗经》除了有“兴”、“观”、“群”、“怨”四大社会功能，还可以帮助人们多识别一些鸟兽草木的名字，丰富人们对自然界生态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享受自然，与自然和谐相融，达到前面《论语·先进》中所记述的“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状态。

  除了圣人孔子，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先贤钟情自然生态，拥有浓郁绿色情节，甚至是一些象征高洁、清雅植物的“粉丝”。

  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者屈原，是一位痴迷于香草与花卉的大诗人。他在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离骚》中，夸张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形象：佩戴香草、兰花、荷花，用荷叶做衣服，用芙蓉做裙裳；早晨饮用兰花上的露水，晚饭食用菊花。

  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嗜好竹子。《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一次他临时借宿一处空宅，命令家人种竹。有人问，只是临时住几天，何苦种竹子呢？王徽之说，怎么能一天没有竹子相伴呢？《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一天，他经过吴中（今属江苏苏州），看到一户人家庭院中竹子茂密，他便闯了进去，旁若无人地欣赏起来。主人马上让人洒扫庭院，预备款待，谁知他连招呼也不打就要扬长而去。主人也不含糊，命家人关好院门，王徽之于是留下来尽兴而返。

  晋代著名隐士、诗人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在官场，他不时感受到山林的召唤，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他眼里都那么亲切、温馨、体贴，他为生物的季节性变化而欣喜万分。在陶渊明看来，树木是化解烦忧的益友。他在《停云》中写道：“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竟用新好，以怡余情。”看到陷入痛苦中的陶渊明后，大树竟然翻新花样，愉悦人心。他常常于秋高气爽之际赏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因为酒能使人忘记烦忧，而菊花能使人忘记了时光的摧残。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