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金文明先生家，仿佛进入了一个书的世界：书房里三面书架，里外三层摆满了书，写字台的一大半也堆着高高的书，只留出一块小小的空隙；客厅墙上挂着书架，好几个书架甚至不贴墙立着，占满了本不宽裕的空间；卧室里，客房里，无不图书满盈。据金文明介绍，这里的书加起来有三万册。记者暗叹，难怪，1996年他就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了。

  “这些书我有的精读乃至全文抄录过，有的一般通读过，还有的放在那里备查，都各有各的用处。”金文明说。三万册藏书既是他的营养之源，又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在书海遨游四十多年，审读两亿文字，查出的差错数以万计乃至十万计。当一只语林啄木鸟，净化中国语言文字，正是金文明一直以来的心愿和追求。

  ■本报记者 董少校/文摄

  七年苦读打基础

  几年前的一天，上海出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找到金文明，希望他捐献一些与编辑相关的物品，他们对一条2.5米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家名录尤其感兴趣。这是一条资料纸带，按时间顺序记录着唐宋两代133位文学家的姓名、字号、生卒年月、文集名称等。当初，金文明精研《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中国文学史》，把古代作家资料做了无数张卡片，而后将唐宋作家信息整理在这条纸带上，时常浏览查阅，直至烂熟于心。金文明犹豫再三，终于没舍得捐出，而是提供了其他的工作资料物品。

  金文明从小喜欢读书，但凡能找到的儒家经典、官修史籍、唐诗宋词、通俗小说，他都拿来阅读。1955年，金文明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校，不久，刚调来的宋词专家胡云翼接班当语文老师。金文明把白居易《长恨歌》写成历史小说，作为暑假作业交了上去，受到胡云翼先生的赞赏。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金文明当了四年小学数学教师，担任区教研组副组长，还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胡云翼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称赞金文明的语文水平相当于大学二年级，鼓励他考大学。当时恰好政策允许，金文明就用心准备三个月，在1962年考入了上海师大。受到胡云翼感染教导，金文明大大增加了在古代文史及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基础更加牢固。毕业时，同一年级共200人，只有金文明和郝铭鉴分配到出版社。郝铭鉴先生一直担任《咬文嚼字》杂志主编，而从该杂志1995年创刊到现在，金文明都是编委。

  几经辗转，金文明调往上海辞书出版社，参与《辞海》、《汉语大辞典》等辞书的编纂。看到林放、李俊明等先生都在同社工作，金文明想，要在辞书编写的圈子里有话语权，一定得肚里有真货。从1972年开始，他每晚花五个小时读书，只要没遇到生病等特殊情况，就坚持苦读，直到1979年。从《史记》到《清史稿》，二十五史全部通读，其中前四史读了不止一遍。繁体竖排的《十三经注疏》也一点一点地啃，为了加深学习效果，《尚书》、《诗经》、《左传》等经典作品他甚至全文抄录下来。

  七年的苦读为金文明储备了长期受用的知识财富。离开上海辞书出版社后，他在上海中医药学院出版社工作了十年，1996年退休。但实际他是退而不休，受聘担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参与创办《咬文嚼字》杂志并担任编委。如今，77岁高龄的他，仍然每天审稿八个多小时。

  目前，他正应邀参加修订《汉语大辞典》第二版，预计十年内完成。

  四十余年两亿字

  从1972年进入辞书编辑部门到现在，金文明审读过的书稿总共超过两亿字，“捉”出的差错则数以十万计。

  《唐诗鉴赏辞典》是一部唐代诗歌的文学赏析读物，自198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后，风靡大江南北，多次再版。当初，责任编辑汤高才向金文明赠送了一册。金文明回去翻阅，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罗隐《感弄猴人赐朱绂》的赏读文字中说：“据《幕府燕闲录》载，黄巢起义爆发，唐昭宗逃难，随驾的伎艺人中只有一个耍猴的。”金文明遇到汤高才，说：“这里看起来注释有根有据，实际上很成问题。黄巢死后四年，昭宗才做国君；黄巢起义爆发的时候，国君应是僖宗。”

  因为金文明的认真，《唐诗鉴赏辞典》2004年再版时，这些差错都得到了改正。

  “你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古书里是如何说的，怎么去审别人的文稿？”金文明认为，打铁先得自身硬。七年的苦读让他受益无穷，许多文学历史知识都烂熟于心。比如《左传》里提到12个国君，每个人在位多少年他都记在心里，看到“鲁襄公三十二年”，马上知道这里出了问题。

  《易中天读史》出版前，出版社请金文明审读校正。整套书为简体竖排，共四册，金文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共挑出几十处差错。书中有个地方说了这么一件事：曹操杀死孔融后，陈尸街头，人们畏惧曹操，不敢去收尸，只有一个叫“习脂”的人勇敢站出来，抱着死去的孔融痛哭。金文明读了几遍，没有看出明显的差错，却又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去查阅资料，吓出一身冷汗：那个站出来的人不是“习脂”，而是“脂习”。

  由此，金文明深刻地领悟到，对待历史人物、事件，不能想当然，一定要勤翻工具书，仔细核对。事后，易中天对金文明非常感激，感谢他剔除硬伤，提高了整部作品的质量。

  读到“满园春色关不住”，金文明说平仄不对，应为“春色满园关不住”；读到“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伎艺，虚沾一世人”，他感觉押韵不对，去查阅《全唐诗》，果然，“珍珠”应为“珠珍”；读到“白居易历经唐代六朝”，他说有问题，比照工具书，白居易经历了唐代八个皇帝，应该是“八朝”……金文明就像一只啄木鸟，凭着扎实的知识积累和长期锻炼形成的敏锐目光，把文字之林里的一只只害虫捉出来，防止它们危害树木。

  每次审读即将出版的书稿，金文明都习惯性地把差错标示出来，遇到共性问题或有待商榷之处，就多花一些精力，写成辨析文章发表，防止作者、读者犯同样的错误。他的许多文章在《咬文嚼字》杂志发表，更多的则收入文集中，到现在已出版《语林拾得》、《守护语林》、《语林啄木》等多种著作。

  纠错指正结挚友

  金文明做文字编校工作时间既久，常常有素不相识的人辗转找来，请他审阅书稿或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只要时间不冲突，他都会尽量满足对方的请求。在这种纠错指正的文字往返中，他结交了一批挚友，自身工作的价值得以体现，收获了一份份深厚的情谊。

  2009年，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要出一本《美兮九州景》。听说金文明是审读文稿的专家，秦伯益就请他把关。结果金文明找出了几十处差错，秦伯益全部改正，而且在书上注明，特邀编审为金文明。2012年，秦伯益又出版《壮哉中华魂》，又一次请金文明审读文稿。金文明说：“素未谋面的人请我审读，那是看得起我。书是要流传的，里面少几分差错，就少几分贻误读者的可能，多几分文化传承的意义。”

  不仅是待出版的书稿，就是已经出版的成书，他在阅读时也习惯性地勾勾画画，把可疑之处标示出来。上海著名电视主持人曹可凡推出《悲欢自酬》一书后，赠给金文明一册。他边读边记，挑出几十个差错，然后寄还给作者。曹可凡非常感动。随后，出版社订正那些差错予以重版。召开精装版新书发布会时，曹可凡特意邀请金文明参加，还请他发了言。

  李元洛先生的《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江曾培先生的《江曾培文集》……金文明都在收到赠书后细细读过，分别找出几十处差错。他说：“这些都是在内容上非常优秀的书，只是因为编校方面没跟上，留下了遗憾。假如能在出书前仔细审稿，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那就再好不过了。”

  让金文明格外难忘的，是他与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的交往。早在上世纪70年代金文明即与朱维铮相识。1984年，经朱维铮点校的《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出版，金文明得到赠书后，借来浙江图书馆藏等善本，花了十几天工夫，从头到尾校读一遍，发现23处可以斟酌和修改的地方，既有排印失误，也有知识性差错。金文明逐条引证资料，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朱维铮。在他看来，《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中古字、怪字、偏字特别多，475000字中只找出23个差错，比例在万分之零点五以下，相对于万分之一的合格标准线，已经在良好之列。金文明希望再版时修订改进，锦上添花。

  朱维铮收到信后，花了三天时间，逐条复核金文明提出的意见，并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今得吾兄详予批评，欣喜异常。所指二十三则纰漏，均属事实。”他表达了感激和自责之意，提出请金文明将相关情况著文发表，公诸读者。这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深深感动了金文明。后来，上海出版博物馆将朱维铮复信征集去，陈列纪念。2012年朱维铮去世后，金文明含泪撰文回忆了这个过程，发表于《东方早报》，随后收入《语林啄木》一书中。他也参加了朱维铮的追悼会并受邀发言。

  当然，并不是每个被指正者都有闻过则喜的雅量。前些年，金文明为余秋雨作品指出差错，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两人各执一词，“金文明咬嚼余秋雨”成为文坛上的一桩公案。金文明不改初衷，相继撰文并先后结集出版《石破天惊逗秋雨》、《月暗吴天秋雨冷》、《秋雨梧桐叶落时》等几本书。他说：“我在编辑界工作几十年，并不需要借助谁扬名。文化名人的作品往往发行量非常大，如果不指出其中的差错，就会谬种流传，这是编辑审校者的失责，对不住广大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