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磊 通讯员 王啸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中心一间教室里，12个孩子正在家长的陪伴下上课，这些孩子普遍患有脑瘫、弱智、自闭症等问题。

    一个孩子突然发现窗外有人在观察他们，转过身用难以表述的怪异眼神盯着来人。特殊教育中心校长卞蓉将一根手指轻轻地放在唇前，孩子没有继续发作也不愿回头，教师和学生在一种奇异的状态下陷入了对峙。

    青羊区特殊教育中心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特殊学校，与成都市西马棚街小学共处一个校园。中心现有智力障碍学生70余人，是成都市最大的融合教育学校。在一些家长和教师眼里，特殊儿童是可怕的，但在卞蓉看来，他们只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教育改变不了他们的先天缺陷，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演好修复者角色，让孩子在微小进程中感受到生命的希望所在。

    “孩子掐你了，你还要转过身对他笑”

    在特殊教育中心，老师的办公室就设在孩子的教室里，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教师随时照顾。下午五点半，白玮和两位教师还在总结学生的课程表现。白玮今年23岁，她告诉记者，学校所有的教师，几乎都被同一个孩子攻击过。

    那是一个转来的学生，存在发育迟缓、癫痫、自闭症等问题，不知道上课是什么，行为充满攻击性——当他踢打教师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孩子已经在掐你了，你还要转过身对他笑。”白玮说，对这类的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近他，鼓励他控制自己的行为。

    一次白玮正在辅导一个学生作业，那个孩子突然跑过来，一脚踹在她背上，白玮惊怒地回头一望，却又立刻转为一脸笑容，笑眯眯地对那个孩子说：“别闹了，快回座位。”

    为了避免孩子受刺激，很多老师在被孩子冒犯时，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有次白玮上课时手臂被一个孩子抓出一道血印，第一反应是“继续上课，不要吓到孩子”，后来还是家长看见了，向她道歉。“这里发火没有用。”

    “普教和特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罗旭光是一名体育教师，先在普通学校干了12年，又来特殊教育中心干了12年。“特殊教育更关注个体差异，每个孩子是绝对不同的，有10个孩子就要制定10种不同的教育手段、方法和目的。”与年轻教师比起来，罗旭光显得更加老练与从容。

    在学校里，教师们要“包班”负责学生安全，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周末，罗旭光几乎都在学校里对学生进行康复训练，还要对学生进行家访，了解学生的生活环境，与学生的父母沟通，为孩子制定教育计划。夏天集训的时候，他曾经3个月没回过家。

    “普教和特教对我来说是一样的。”罗旭光说，如果普教更加在意孩子学业成绩的提高，那么特教的成就便是看着孩子的生活能力一点一点地提高，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能让教师欣慰不已。

    卞蓉说，做特殊教育，必须要有“爱心、耐心、平常心、恒心”。在她和同事们眼中，特教工作就是一种“温柔的坚持”，更是一种“专业化的支持”，只有这种支持，才能让家长和孩子，从对未来的迷茫中看到希望。

    “送孩子去特殊学校，是我们做过最好的选择”

    源源（化名）今年12岁，是特殊教育中心三年级的学生，患有自闭症。走进源源家，记者发现在简朴的家具后面，每面墙上都画满了儿童画，墙上还有一些斑驳。源源的妈妈金琲说，儿童画是她带着源源画的，墙上的斑驳是孩子在家用手抠的，但是他自己画的画他是珍惜的，不会去抠。

    到学校后，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源源的进步。“老的毛病在改，新的毛病在出。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我们有信心让他学会一些生活技能。”此前金琲最担心的孩子不愿与人交流的问题也得到改变。班上12位同学的名字他都能回答上来。

    在学校和父母的努力下，源源在绘画、游泳、花样滑冰方面显示出了较高的天赋。2011年还去韩国平昌参加了第十届冬季特奥会花样滑冰比赛，获得了第三名。

    “这都要感谢特殊学校的帮助。”金琲说，她曾见过一些特殊儿童，情况本来比源源好，但后来不上学在家待着，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如果不是学校支持，可能我们也坚持不下来，让孩子走进学校，是我们做过的最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