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侯仁之在沙漠考察。 侯仁之（左）和在清华读书的弟弟。 侯仁之(左)和季羡林。 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王天天 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徐健 摄

    ■本报记者 高毅哲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也是一样。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坚信这一点。他出身地理专业，却以历史的视野，注视着城市的变迁。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地理研究从他起发生本质改变，从此开始了中国地理研究的新时代。

    在他的目光里，无论是小到一个集市的兴衰，还是大到城址的变迁，城市的每一个地理变化，都承载着这个城市从孩提到成年的记忆，从过去到未来的启迪。这其中，他将一颗炽爱之心献给了求学的燕园和深邃的北京。正是在他的努力下，燕园尤其是北京的历史在它们的景致中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

    2013年10月22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燕园失去了挚爱它的学子，城市失去了它们的知音。

    抗战：燕大知你为何而死

    侯仁之的学术生涯，以1946年为分野。

    1946年以前，侯仁之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历史学者，但那时的他，显然离学术巨擘还有一段距离。1946年以后，侯仁之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师从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达比教授。此后，侯仁之奠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仅在中国建立了历史地理学学科，而且最终在此领域成为受到世界范围尊敬的大家。

    若非二战爆发，侯仁之的留学本应在1940年成行。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侯仁之虽为一介书生，却也曾掩护成批进步青年离开沦陷区前往解放区，甚至面临生死危局。

    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1936年，他本科毕业，在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推荐下出任系主任助理，同时成为顾颉刚的研究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的顾颉刚离开北平，侯仁之转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洪业的研究生。

    那时的北平虽已沦陷，但由于属于美国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京大学都拥有相对平静的环境。这使得燕大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

    正是在担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期间，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包括侯仁之在内的一批教职工和学生被逮捕。由于没有确凿证据，侯仁之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

    侯仁之回到了天津岳父家中。本以为可以安静地度过这段日子，谁知突起波澜，侯仁之得到消息：两名熟知燕大同学秘密前往解放区情况的学生在北平被捕了！

    如果学生经受不住严刑拷打，那么侯仁之将难逃一死。正当侯仁之准备动身出逃的时刻，妻子张玮瑛拦住了他，并亲赴北平听取洪业的意见。洪业让张玮瑛转告侯仁之：你若出逃，当时保你出狱的多人必受牵连。如你不走，最终因此而死，那么燕大人都将知道你是为何而死的！

    在老师这样分量的话面前，侯仁之当即下定决心，不走了！最终，两名学生经历酷刑却未吐露半句情报，日军不得不将其释放，侯仁之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由于没有牵累他人，侯仁之感慨道：“我所经受的最严重一次考验，也正有赖于煨莲师（洪业又名洪煨莲）的教导，才得自告无憾于今生。”

    日军逮捕燕大师生时，洪业和侯仁之一起被关在日本宪兵队，洪业冒险递给侯仁之一张纸条，叮嘱他保住民族气节，保守学校秘密。侯仁之在天津期间多有学术成果，洪业屡次嘱咐他“当今尚宜秘之”，以免为敌所用。

    在这样的老师的熏陶下，侯仁之汲取了丰富的养分。1944年，侯仁之给自己任教的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生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青年能在30岁以前抓住了他值得献身的事业，努力培养他的‘士节’，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侯仁之给自己立下的誓言。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里艰苦跋涉，行走大地，历经“文革”磨难，在新时期里又焕发青春。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事业，最终成为众人景仰的一代大家。

    行走：脚步丈量的学问

    抗战胜利一年后，1946年8月，侯仁之终于登上了开往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轮船。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达比成为侯仁之的导师。达比是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他的学术思想直接影响了侯仁之学术思想的形成。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思路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有着明显的区别。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自班固《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地理研究，都在沿革地理的范畴内。

    而历史地理学则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指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而只有在1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活动才开始显著改变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就是这段时间以来的地理变化。

    在英国期间，侯仁之对相关著作进行了系统研读，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无法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提出：“北京最初的聚落是何时出现的？它为什么在这块地方出现？它何时才获得政治上的重要性？……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一个可以用沿革地理的研究去回答。”

    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第二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正式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科逐步建立，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从这一点来说，虽说达比直接影响了侯仁之的学术思想，但梳理侯仁之的过往经历即可发现，他最终选择历史地理学，早有端倪。

    侯仁之本科毕业那年，顾颉刚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每次出发之前，担任助理的侯仁之都要搜集资料，编写简介印发给学生。每到现场比对实物，侯仁之都会发现资料常有错误，不尽可靠。侯仁之曾回忆道：“学生对这些不甚注意，我却格外留心。这使得我深深体会到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

    这种态度让侯仁之很快有了小小的收获。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它有一个平台和一座破烂不堪的建筑。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校后立刻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原来，当时的百姓虽身处前线，民间却总是悄然产生自发的贸易往来。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

    侯仁之据此写成《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一文。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我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从这时起，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向“地理”转化，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脉络。

    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对此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漠，直到“文革”爆发，才被迫停止。

    “文革”后期，侯仁之甫一脱离被长期批斗的处境，就前往河北、山东等地考察当地城市的发展演变。1978年，已经67岁的侯仁之就迫不及待地再次前往西北沙漠，重新开始中断10年的沙漠研究。

    他的最后一次考察在1993年戛然而止。那一年暑假，82岁的他带着学生去内蒙古赤峰市。由于大雨冲垮路基，火车到了北京郊区的怀柔就被迫返回。以后的岁月，他经常满怀惆怅地说：“我的野外考察生涯就这样中断了！”

    侯仁之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就建立在这样的调查基础上。如果说侯仁之也有偶像的话，那么明代的徐霞客就是他“情有独钟”的一位。侯仁之敬慕徐霞客一生把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从而为自然地理学开辟出一个新方向的这种痴情。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学术生涯，正是在向这位偶像致敬。

    城市：厚重因他而可寻

    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