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论在今天已是常识，然而在当时，却让人耳目一新。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的沙化是“大漠流沙”，很多废弃在沙漠中的古城都是祸起流沙。然而侯仁之却证明，“大漠流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提供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在这次考察中，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知晓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各具特色的“成长”，对侯仁之来说，是人生的乐事。

    这其中，北京，是任何提及侯仁之的人都无法绕过的一座城。

    侯仁之的北京情缘，始于1931年。那年，20岁的他来到通州（当时叫通县，属于河北省）读高中，下车地点就在北京前门东车站。夕阳正美，看着被涂成金黄色的雄伟壮观的前门城楼，侯仁之心情无比激动。这一幕成为他终生回忆的场景。他常说：“我对北京这座古城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

    燕大毕业后，侯仁之即在北京定居，一住就是60年。60年间，侯仁之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北京有3000余年建城史。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北京到底是哪一年开始成为城市的？没人说得清楚。1990年，侯仁之在详尽考证的基础上，推断出北京建城于公元前1045年，时名为“蓟”。如今，这一论断已为广泛接受。

    再如天下闻名的卢沟桥。就在上世纪80年代，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居然还是进京要道。载重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不仅外表受损严重，还受了“内伤”。

    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发表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

    还有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就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儿。

    侯仁之心目中的北京到底有多精彩？从他上世纪50年代给北大学生讲课的情况，可见一斑。那些年，每年北大新生入校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北大原副校长郝斌正是那时入学。尽管时隔50多年，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侯仁之讲北京的精彩绝伦——

    侯仁之从北京的中轴线讲起，讲到紫禁城，使节们前来觐见。他们在午门外候旨，然后经几道门阙进入广场，爬上高高的三层台基，终于上到了太和殿，那龙椅正中，端坐着权倾天下的中国皇帝。使节们为紫禁城的雄壮和皇帝的威严所折服，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不由得匍匐在地。

    台下的学子为侯仁之的激情所感染，掌声一片。那一刻，北京拥有生命，在他们眼前跳动。

    致敬：以历史的方式

    侯仁之有一句话，流传甚广——“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其实，回顾侯仁之的一生，这一个“爱”字，又何止是对北京？

    1932年，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此时，正是那本《中学生》上顾颉刚的文章和弟弟候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

    来到燕大，那座“魏士毅女士纪念碑”更是激荡他的情怀。魏士毅为国请命，死在段祺瑞执政府的枪口之下。侯仁之深为言辞激昂的碑文震撼。直到他90岁高龄，每有外人拜访，只要可以走动，他都要亲自带路，将纪念碑指给来人看。

    或许多少言语都无法描述出侯仁之对这片土地的赤子之情。人们只看到，年过七旬，他还奔走在沙漠里；年过八旬，他和老伴张玮瑛爬上尚在施工没有电梯的西客站顶楼，观察莲花池；年过九旬，2004年，他走不动了，坐着轮椅，被人抬到重建的永定门城楼——那是曾经消失的北京中轴线南端的起点，眺望着远方的天空，他没有别的话，只是重复着：“好，好，好……”

    他的这份热爱，也为他留下“中国申遗第一人”的美名。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考察时，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凭借专业的敏感，回国后，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几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如今，中国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达到45处，居世界第二位。

    他也深深地爱着燕园。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的恩师，有他的事业，那里浓缩着他的一生。

    他在燕园和一生的爱人相识、相守。他和张玮瑛的感情，恰如他对北京，历久弥坚。至今，在北大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还有一张桌子贴着侯仁之和张玮瑛的照片，两人淳朴的笑脸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我们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认识的。

    北大的未名湖之名，由他题写。在侯仁之身体好的时候，女儿侯馥兴每天都会推着轮椅，陪他在校园散步。尽管天天变换路线，但未名湖是侯仁之必经之处。侯仁之曾对女儿感慨：“多少时光过去了，它依然是这样。”

    10月22日，102岁的他与世长辞。

    人们怀念他。在设在北大的灵堂里，人们回忆着他的故事，说：“先生是心中有爱的人。”

    或许正是对国家、家人、生活的热爱，让他在历经风雨之后，愈发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文革”期间，因为曾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写过《徐霞客》的传记，侯仁之成了“三家村干将”，饱受批判乃至殴打。在那时的北大大饭厅，他被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名字被画了一个大叉。而后，他被关牛棚，下放江西。“文革”期间，他始终没有乱供、错供过任何人。这让他的儿女至今为之骄傲。“他留下的是清白和正气！”侯馥兴说。

    而局势稍有好转，他就投入到工作之中。张玮瑛曾总结，侯仁之一生写作的高峰期是在七十几岁，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他发表文章百篇之多。年过八十，他还以“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几乎是“全速奔跑”。

    如今，这位长期坚持跑步的老人，已驾鹤西去。灵堂里，人们在他的遗像前驻足致敬。张玮瑛送的挽联挂在墙壁上：不思量自难忘忆在昔七十载燕园执手期颐齐眉曾共晚晴，穷碧落下黄泉别而今百余岁人生爱侣蓬山此去难再步芳。

    少有人知道，灵堂所在地——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就建在曾经的北大大饭厅的原址上。那正是侯仁之被批斗之地。

    对这位历史地理学家，历史用这样一种恰如其分又意义深远的方式，向他致敬。（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其他均由北大提供）

追忆先生

    近20年前，我因采访，与侯仁之老先生多次交往。我永远忘不了陪他去医院看望作家冰心的时候，他以学生的身份为冰心鞠的那一躬。鞠躬的时候，他已年过八十。老一辈学者内心有敬、有畏，也正是他们成为大师的重要力量。——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

    与邻居侯仁之先生在燕南园一起散步的日子已经在天上了！先生最大的教养就是遇事皆由衷以为：“好，好得很！”一个历尽沧桑之人，百岁得来满心欢喜，需要何等修养，何等心胸？先生住61号，我的汉画研究所在64号，一天修好篱笆，就听到了“好，好得很！”此声音将永远萦绕北大燕南园……———北京大学教授 朱青生

    侯老爱猫，燕南园里的流浪猫都到他家院子蹭过饭遛过弯。读大学那会儿，燕南园有一条从图书馆到宿舍的近路，我经常顺路溜进侯老的院子喂猫。猫越来越肥，侯老却越来越瘦，似乎旧时代的大师们，都瘦。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网友 王牧笛

    几年前，曾得缘上门拜访侯先生。那是燕南园里树荫掩映下的一栋小楼，清幽安静。向先生请教完后道别，先生笑着嘱咐说：“以后在校园遇见，要记得先跟我打招呼，我年纪大，记性不好，别介意。”斯言之亲善与率真，念至今日。——网友 倪雪君

    20年前曾经听侯先生讲过燕园。听讲座的学生不足百人，西装革履的侯先生悄然走进阶梯教室，夫人扛着地图，悬挂后静静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上。那时的学术和风度都是恰到好处的不温不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