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段村位于冀南平原腹地，全村4000余人。自2000年始，该村共走出大学生160多人，其中本科二批以上60人，研究生10人，特别是2011年度，考入本科二批以上大学的就多达20人，这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还流传出许多耐人寻味的教育故事。

  提起段村，不禁使我回忆起我国农村教育（特指乡村两级学校教育）近30年来的发展道路，从其曲折的发展轨迹就不难看出始终存在着的“非此即彼”的偏颇现象。计划经济时代，农村的学校教育基本由公社和大队两级来办，虽然当时的办学标准很低，但在政府、地方“大一统”的机制下，学校还能正常运行。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之后，由于管理体制滞后，靠集体经济支撑的农村学校教育曾一度出现管理“空白”（即政府、地方政策“双失灵”），步履维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近10年之后）才作出改革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小学村办、初中乡办、高中县办。之后到九十年代，为了按期完成艰巨的“普九”任务，又大力倡导“人民教育人民办”，各级政府主要依靠征收“农村教育附加费”和强力推行“捐资助学”政策，快速扩大教育规模，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此时，乡村两级的办学积极性曾一度高涨，但由于政府投资主渠道“缺失”，致使农村学校教育问题重重，负债累累，甚至欠发教师工资等。进入新世纪之后，在“人民教育政府办”的思想指导下，国家相继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农村学校教育才真正步入正常发展轨道。但是，在这种“正规发展”的背景下又生发出一些新问题，即乡村两级办学、管学积极性的“丢失”。其主要表现为：多数乡村干部都经历过“普九”任务的重压，现在似乎松了一口气，认为现在的学校硬件建设靠国家“项目”支持，教师工资由国家统一发放，教学管理由学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层层负责，完全归“国家”管理了，乡村两级不用再操心了，甚至认为再“插手”就是多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乡村两级（尤其是偏僻的乡村）学校的快速萎缩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是，在段村，我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一种乡村两级干部群众几十年如一日、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教育的现象；一种真正实现了的“以县为主”“乡村两级为辅”的当代农村学校教育管理新模式。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佐证：

  2004年，在农村教育结构调整和小学生源开始减少的大背景下，段村小学由于教学质量突出却出现生源增加、教室不够用的少有现象，村干部只有向县教育局提出新建一座教学楼的申请，可县局只能资助10万元建设资金，缺口高达30多万元，怎么办？村两委班子毫不犹豫，又拿出传统的广泛发动群众“捐资助教”的老办法，他们把捐资会场就设在小学校，在村干部向群众说明意图之后，全村干部群众当场捐资就达到6万元之多，参与捐资的群众高达95%之上，上至孤寡老人，下至未成年学生，多则几百元，少则几角钱，场景十分感人。靠着这种精神，段村干部群众硬是把教学楼建了起来。

  因新建教学楼占了学校的操场，学校要向外扩展一个新操场，可四周除了民房就是一个处于盛果期的梨园。当得知这一情况后，承包人又把自己50亩梨园中最好的13.5亩让给学校作操场，并且不要赔偿。承包梨园的人名叫秘立强，当年还不到30岁，自此他也在村中留下了“毁梨支教”的美名。

  段村是个完全小学，孩子上初中要到1.5公里之外的东南张村。因农村初中冬季都有晚自习，为了孩子们上学安全，村双委决定在孩子们上学的路上全部安装路灯，并且越过村界一直到学校门口。这个举动更是得到全村群众的拥护，并且在全县传为佳话。

  我想，这三十多盏路灯，不仅照亮了孩子们的求学路，还照亮了孩子们的人生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