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爱花痴花者甚众，北宋文宗欧阳修就是其中之一。欧阳修不仅爱花，对养花也颇有造诣，可以算是我国古代的“园艺家”。

    天圣八年，24岁的欧阳修得中进士，官授秘书省校书郎，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进入钱惟演幕府，直至28岁届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洛阳人沿袭了前朝对牡丹的追捧，城中不分官民、贫富皆爱牡丹，欧阳修在《风俗记》中写道，“士庶竞为遨游”“笙歌之声相闻”。钱惟演博学风雅，钟爱花木，府邸满植牡丹。受此影响，年轻的欧阳修很快爱上了雍容华贵的牡丹，并决意为之撰谱。他四处搜集牡丹品种，栽之种之，观之记之，并访私园、拜花匠，潜心研究，于景佑元年卸任回京前写成了《洛阳牡丹记》。全书详尽记述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嫁接育种、赏花习俗等，并录下颇有名气的牡丹品种24个，对姚黄、魏紫、朱砂等牡丹名品作了详细的描述。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不满庸相专权被谪，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为其声援，因而得罪权要，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但他仍念念不忘与牡丹的难舍之情，自谓“洛阳花下客”，在《戏答元珍》一诗中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被罢朝中职务外调。欧阳修因参与新政外放河北，但仍上书为改革派仗义执言，结果再次被贬滁州。达观洒脱的欧阳修在轻松为政之余，常登临滁州西南的琅琊山，与琅琊寺住持智仙和尚成为知音。为便于欧阳修游玩，智仙特在山麓建起一座小亭，即醉翁亭。欧阳修命同僚谢判官等在亭周栽花种草，并作诗一首以为指导：“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滁州地界梅品颇多，欧阳修深为梅之神韵和气节所倾倒，亲植了一株梅花于亭之西侧。坐于亭内，饮酒赏梅，留下不少咏梅诗句——“南山一尺雪，雪尽山苍然。涧谷深自暖，梅花应已繁。”写出了琅琊梅的繁盛。“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道出了对落梅的惋惜之情。

    牡丹是富贵花，象征着幸福吉祥和繁荣昌盛；而梅花则抗严寒、斗冰雪，体现出不屈不挠的品格。从爱牡丹到爱梅花，反映了欧阳修坎坷的经历和不为功名所左右的精神，后人将古梅誉为“花中巢许”，以巢父、许由两位上古隐士不争权势、不重名利的高尚风格来颂扬古梅的高雅，也兼誉欧阳修的高风亮节。

    欧阳修晚年酷爱菊花，筑篱种菊，悠然莳养，留下众多咏菊诗句,“耐寒唯有东篱菊，金蕊繁开晓更清”“共坐栏边日欲斜，更将金蕊泛流霞”，在欧阳修笔下，菊花俨然成了诗人人格操守的象征。深秋凄冷，众芳萎逝，萧瑟肃杀中，菊花不妥协、不畏怯，凌寒怒放，率性从容。菊之品格意蕴契合了欧阳修的人生历程，他岂能不爱，辞世前的最后一首绝句依然眷念傲菊：“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

    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独创一派新文风，他是庙堂名臣、文坛领袖，所以后人往往忽略了他的博学多才，忽视了他在园艺上的杰出成就和浓浓的花木情缘。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滁州城市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