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事业刚刚从运动式发展的状态中走出来，教育体制和相应的教育财政制度还没有系统地架构起来。此时，任何一个微小点上的创新都会以“倒逼”形式“催促”政府建立基本教育制度。
    ■当前托管问题的“瓶颈”在于我国没有制定相应的非营利机构组织财政管理制度，社会服务始终停留在政府全支付、公共机构直接提供的水平上，不仅低效率，而且学校供给动机不足，财政压力巨大。

    ■曾晓东

    作为“减负”的遗留问题，当前，从小学生放学到家长下班来接之间，存在一两个小时的“真空”，着实令城市家长们头疼。近日，北京市教委表示，针对目前社会上无资质的课外托管班泛滥的问题，今后，学校可以在下午3点半至5点间组织兴趣班和社团活动，所有活动经费由政府“埋单”。换句话说，困扰家长许久的“下午3点半放学孩子没人接”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学生托管问题，看似微小，但其本质是政府如何界定与义务教育相关的社会责任，政府资金如何进入非公共部门，以及如何管理经费使用的财政制度问题。

    我国教育事业刚刚从运动式发展的状态中走出来，教育体制和相应的教育财政制度还没有系统地架构起来。此时，任何一个微小点上的创新都会以“倒逼”形式“催促”政府建立基本教育制度。“减负”貌似只是简单的学校内部的改革，但后续关于政府怎样为课后托管班“埋单”，“埋单”到什么程度，家长的需求应该得到什么程度的满足等问题，就不单单是“减轻学生负担”这一良好愿望所能解决，它涉及政府、社会、市场间关系的基本认识。

    认识不同，“埋单”的程度不同。在实行普遍福利制度的北欧国家，教师工作时间不能随便延长，于是，政府选择在学校之外建立儿童活动中心，由家长申请，政府提供免费服务，有力地保证了妇女就业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但这条道路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除了高福利、高税收压力外，英美保守主义者批评这种社会福利是政府对家庭生活方式的过度干预，让那些并非迫切需要的家长也享受这种福利，弱化了家庭成员间的依赖性。

    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通常采取“市场＋补贴”的方式解决托管问题，家长要缴纳大部分托管费用，政府只需补贴一部分。这样做可以让托管服务为真正需要的家庭服务，将那些可要可不要的家庭排除在外，也减轻了财政负担。带来的后续问题是，谁来承担课后托管服务？由教师承担，即使付费，也要看教师的意愿。因此，发达国家一般是社会组织、学校、家长组织共同协商，将志愿服务、互助与教师专业服务等方式结合起来。

    我国的社会组织还不发达，家长间的互助行为也不普遍，但是许多学校都有家长委员会，如果能够对家校合作进行规范，在教师主导下提供托管服务，也不是完全不可行。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加复杂：一旦设立此项政府补贴，便是刚性支出，有多少地方政府可以支付这样巨大的福利支出？政府资金、家长缴费又以什么方式进入学校托管服务或专门提供课后托管服务的社会组织？

    从本质上说，学校放学后再组织学生活动，其运营应该属于社会福利性质，可以由社会组织运营，也可以由学校牵头集合家长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但是，即使由学校出面组织，也有必要按照非营利组织机构的财务管理制度加以规范，才能避免因托管服务，把好不容易规范好的公立学校秩序又搞乱。

    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制度应该具有三个核心的内容：一是利益相关者组成管理委员会，全面体现家长、政府和学校的诉求。二是规范托管服务的内容、监管方式、风险控制、费用的收取使用及审核办法，保证经费合理使用，保证托管不是牟利手段。三是制定人员聘任标准和程序，保证托管机构安全运转，教师只起辅助性的指导作用，而不是由教师完全承担托管任务。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托管服务是家长需要的，不是变相补课；才能保证收费与政府补贴及学校财务支出完全分开，经费使用清晰、规范，接受社会监督；才能保证机构安全、规范地使用学校的设施，避免拿学校设施从事营利服务。

    尽管在同一个校舍里，尽管也有学校教师的参与，但课后托管服务的大部分支出最好由家长承担，并且，政府补贴最好由社会福利部门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预算。目前，制度的“瓶颈”不是学校、家长和政府能否组成非营利性托管组织，而是我国还没有制定相应的非营利机构组织财政管理制度，使得社会力量得不到动员，社会服务始终停留在政府全支付、公共机构直接提供的水平上，不仅低效率，而且学校供给动机不足，财政压力巨大。

    公共教育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百年历史，他们走过的路对我们厘清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系统架构的思路是有帮助的。非营利机构教育财政制度缺失已经成为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服务拓展的“瓶颈”，也是发动社会力量，推行美好的互助和自我服务的主要“障碍”，建立非营利教育机构财政管理制度迫在眉睫。（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