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35年生于南京。美籍华人学者，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研究领域为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等。

    ■实习生 丁小莺

    美籍华人哲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是"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趁其近期在中国内地访学的机会，本刊采访了今年78岁的成中英教授，请他介绍对新儒家的理解。成先生对自己的学术事业怀有坚定的信念，复兴中国文化的情怀在谈话中屡次流露。

    以西方为参照发展中国文化

    记者：大陆学界有“新儒家第三代”的说法，把余英时、杜维明和您都视为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对“新儒学”的发展脉络，您能否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成中英：五四时期，由于中国遭受的屈辱和侵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失去自信。当时的文化潮流是废弃传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失效、没有价值，把儒学与专制、皇权联系在一起，主张改弦更张、全盘西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提出不能因西学废弃中学，中学不是依附于专制制度，而是包涵着对生命、对社会的观念，包涵着哲学的智慧和人生的境界。两位前辈倡导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是新儒学的第一代。除了梁漱溟和熊十力，上世纪30年代相当活跃的冯友兰、方东美也应该列入第一代。方东美是我在台湾大学时期学习哲学的老师。

    熊十力的弟子是新儒家的第二代，包括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上世纪50年代，他们在香港和台湾从事儒学研究，倡言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第三代除了余英时、杜维明和我，还应该包括刘述先。当然，这只是各种说法的汇总，并没有定论。对于新儒家的三代，也是一种后来的追述和概括。第三代的学者各有不同的背景、研究方向、活动平台，但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儒学复兴，对世界作出贡献。与第一代和第二代不同，余英时、杜维明和我都在美国执教，在重建中西沟通方面做了工作，构成一种力量，直接参与到西方文化里面。

    记者：您与“新儒家”的渊源是怎么建立的？它为什么会成为您一生的事业？

    成中英：我把儒学理解为哲学。谈“新儒家”之前，需要先谈一下我对哲学的兴趣。我更愿意把我的学术工作称为中国哲学研究。哲学，与对自然生命的思考有关。小时候住在四川乡下，跟自然有很多接触。现在我认为，与自然的亲近和交流，激发了人理解自身的能力。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中生命的关系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是哲学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哲学的开端。我从小面对自然，探索自然，感觉到自然的玄奥，这是我后来对哲学有亲近感的一个原因。

    我对儒学的亲近首先缘于我父亲成惕轩。他在抗战期间写了《尚书与古代政治》、《民族气节论》等书。迁台以后，他在大学教书，家中藏书比较多。他对《尚书》很推崇，对六经中的其他几部经典也有研究。父亲研究古典儒学即先秦儒学的背景对我有启发。我算是在儒学的家学氛围中长大。进入台大后，接触到方东美先生，他是哲学大家。我本来是外语系的学生，但在方先生的课上，我觉得哲学最适合我。由于方先生的支持，我以外语系学生的身份考进哲学系读研究生，这样的跨系打破了规矩，之前是不被允许的。

    在台大的研究所读了一年，我决定出国留学，去了华盛顿大学。当时的想法是，不能只学会用中国传统说话，一定要了解西方，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创造出现代文化，了解西方何以成为西方。而要了解西方就必须进入西方哲学的核心，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整中国哲学，重新发展中国文化。我的中国哲学研究，就是建立在我的西方哲学知识背景之上，再回到中国哲学。

    为人类精神的境界寻一条路

    记者：在学术思路上，您从事的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您认为中西哲学最明显的差异在哪里？

    成中英：西方哲学重视知识论，永远有一种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质疑。哲学划分成各种类别，如知识论、伦理学等，分类过多，失去了整体之感。中国的哲学是从整体体验出发，来感觉世界的存在，从不否认世界的真实。中国哲学整体的宇宙观和整体的生命体验，以及其中展现出来的伦理的、道德的甚至是宇宙的价值哲学，是西方哲学忽视的。而西方的知识哲学、方法哲学、分析哲学，体现出一种系统化的精神，这是中国哲学所欠缺的。

    记者：您希望通过与西方哲学对话，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能否具体谈一下，您设想和追求的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怎么实现？

    成中英：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是直接讲出结论，没有论证，也不重视论证。在西方的逻辑中这是不能认可的，不把自己客观化、普遍化，就无法让西方接受。高度的逻辑思考、数学思考、分析哲学的思考，这些东西显然都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欠缺系统性和逻辑性。我们应该把中国哲学文本内在的基础进行分析，把中国哲学内在的活力，通过理性的思考重建起来。

    我研究西方哲学，就是为了发现其长处，整体了解西方之后回观自己，重建中国哲学，重建意味着创新。这是较早的志向。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有新的认识，就是要结合中西，为人类的精神境界寻找到一条根本的出路。我有西方哲学的知识背景，一直开设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课程，自然会走向整合中西。如何整合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正是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同时也是世界化。我在美国研究中国哲学，当然非常希望把它推向世界，让它的价值得到认可。

    记者：您在美国任教多年，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在美国大学的情况？它在美国学界有多大的影响？

    成中英：我1963年到夏威夷大学教书，其间也到世界其他名校讲学，但留在夏威夷大学的时间合计起来有几十年。我对所有中国哲学的领域都开过课，其中每年或隔年开的是易经哲学、古典儒家、道家哲学、宋明理学、中国禅学和当代中国哲学。在美国，学科建设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大的哲学系都有一个讲授中国哲学或东方哲学的老师，我多年的努力即把中国哲学建立为一个学科专业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

    记者：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您自己最认可的成就是什么？

    成中英：我自己认可的学术工作，最重要的当然是前面提到的中国哲学的重建。用分析的方法，建立中国哲学的系统性。我对中国哲学各家及其历史进行语言的、逻辑的、概念的分析，然后表述出来，显示它内在的体系。

    为了推广中国哲学，我先后创办了英文《中国哲学季刊》和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季刊》正式创刊是1973年，做得非常辛苦。当时想，我要推广中国哲学，因为我从心里觉得中国有哲学，而他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我拼命要去彰显这个东西，有一种使命感。最初的十几年，季刊的订费收入远远赶不上支出，我把薪水的一部分贴进去。到现在，这个季刊已经40年，极大地推广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同时把中西比较哲学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中国哲学季刊》创刊以后，1974年，我创办了中国哲学学会，1995年第二次登记时改成“国际中国哲学会”，但它最初就是全球性的。它是在《中国哲学季刊》的支持下，中国哲学的学者们从事研究发展推广的学术团体，目标是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在现代生活中发生积极的影响，汇入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发展。学会每两年开一次世界大会，每年与美国哲学会（APA）开三次联席学术研讨会，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年已经开过了第18届国际中国哲学学术会议。国际中国哲学学会是中国哲学世界化的一个重大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