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日前，一则报道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当年的湖南省长沙县高考理科状元、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曾经的广州外企高薪白领张晓勇，如今变成了长沙马王堆陶瓷市场的一名普通保安。清华高材生和市场保安，当这两个看似差距巨大的身份属性叠加在一起时，张晓勇的命运似乎让整个社会为之难堪，一场有关教育、价值与人生的冷思考随之蔓延开来。

    纵然职业之间没有贵贱之分，但一个岗位赋予个体的社会价值与责任贡献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张晓勇的选择背离了自己当初的专业和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孤独的、无奈的，这种孤独和无奈恰恰折射出当前就业生态的诸多弊端和观念误区。因而，无论如何，大学毕业生从事保安、保姆、擦鞋匠等“底层工作”，多少会让公众唏嘘不已。这种惋惜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张晓勇们占有的是优质公共教育资源，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与希望，从学以致用的角度，也“理应”步入更“广阔”的用武之地。这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人才贬值”、“读书无用论”等话题的原因。

    但从张晓勇事件中直接推导出“读书无用论”的结论，在归因逻辑上却是站不住脚的。名校高材生从事社会“底层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感慨“人才贬值”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一个问题：张晓勇的遭遇究竟是个案，还是一种普遍现象？

    “清华保安”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这与“清华”这一标签的识别体系和赋值功能是分不开的。如果抛开张晓勇的“清华”标签，这便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生存事实，甚至不会引起人们的丝毫兴趣。在就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梦想被现实放逐的事情可谓比比皆是，为什么一遇上“清华”便令世人如此纠结？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们骨子里的“名校崇拜心理”暗中作祟。

    其实，清华高材生从事社会“底层工作”，这只是普通个案而非普遍现象。既不必太过惊慌，也无须借题发挥，更没必要上纲上线到高呼“读书无用论”的高度。媒体之所以乐此不疲地炒作此类事件，诸如北大高材生卖猪肉、硕士生竞争环卫工人、大学生争当掏粪工，只不过是眼球被驱赶的一场集体围观而已。也就是说，在各种猎奇的目光压力之下，媒体本能地对“清华大学”、“保安工人”等身份属性进行标签化、娱乐化处理，并将其有意炮制为一个符合公共围观趣味的消费噱头。

    抛开张晓勇的“清华”身份，他选择做一名保安，这是完全私人化的职业选择。我们不应以某种固化的、外在的“成功人士”概念来衡量个人价值，更不应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个人价值进行话语审判。尊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这是媒体和社会应该持有的基本理性与公共情怀。什么时候，公众不再“围观”此类事件，这些小概率事件不再成为新闻，方可真正见出大学生就业有了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