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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友群

    ?我们常常会同时看到两种景象：教育技术研究人员沉浸于新兴的技术和广泛的研究亢奋中，与此同时，广大的学科教师挣扎于对教育技术的变幻莫测和用处的困惑之中。

    ?任何不加深思熟虑就匆忙地将新潮的技术应用于教学的举动，都更有可能带我们走入另一轮惊喜—期待—失望的循环。

    ?装备的先进水平和更新程度，与人员质量和政策保障等配套之间的鸿沟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填平。

    ?没有学科教师参与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效果是有限的。技术发展得越迅速，我们越是需要能有效使用这些技术的教师，好的教师永远稀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人对技术给教育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可能过于乐观；但尽管个人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却并没有看见期待中的根本性的教育变革。如今，一方面是云平台、MOOCs、大数据等的出现让人们进入到新一轮的乐观高涨期；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反思技术除了能让教学效率更高（更准确地说是速率）、看上去更有趣外还能做什么；更有一些悲观主义者甚至开始质疑并摒弃技术，倡议回归传统的黑板、教师、教科书的教学模式。

    经过多次对新技术从惊喜到期待到失望的循环，研究者们意识到了技术本身不能自发地产生对教育的积极作用。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对技术之于学习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但遗憾的是，这些个案还不具备影响全局的能量，因此我们通常只在极小的范围内看到“根本性的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很难被复制。

    越来越多的一般技术产品（例如搜索引擎、字处理软件、交互白板等）同时在学校、社会以及各行各业中得以应用，但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们发现，只有少部分的一线学科教师参与到了有关教育技术的研究中。我们常常会同时看到两种景象：教育技术研究人员沉浸于新兴的技术和广泛的研究亢奋中，与此同时，广大的学科教师挣扎于对教育技术的变幻莫测和用处的困惑之中。

    就算是对教育技术专业的人员来讲，教育传播技术也是一个不太“稳定”的东西。新与旧有时就在转瞬之间。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新技术的涌现所带来的社会和市场冲击力，使得大众的关注点一直聚焦在“新”的事物上，进而影响商家在“追求新的技术”和“追求成熟的技术”之间的决策。不可否认，新的技术（例如云技术、APP、推送技术）值得我们去追踪与关注，因为它们带来了新的“教育潜力”。而另一方面，技术的成熟、不同技术之间的互接与兼容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因为技术的使用往往会出现各种问题，而越是深入的、大范围的、不同背景下的推广应用，越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

    此外，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将众多的理论和技术应用相互衔接起来。无论是从理工科色彩的技术出发，还是从思辨色彩的理论出发，建立两者之间紧密而又合理的连接需要研究者们既具有对技术“潜力”的敏感，也有对理论内涵的深刻体悟。在过去，由于太过于关注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并受制于所谓商业运行模式的限制，我们有太多失败的经历。现在我们是否已经真正认识到，所有的新产品必须交由教与学的实践去检验。这意味着，决策者、管理者和教育技术从业者都需要在不断更新、变化的技术背景下，透过技术的表象，用教学实践去理解技术，明晰技术的功能可供性和限制性，并以此为基础去寻找合理的商业或非商业的模式。任何不加深思熟虑就匆忙地将新潮的技术应用于教学的举动，都更有可能带我们走入另一轮惊喜—期待—失望的循环。

    第三个难题是，我们越来越需要能理解和驾驭这些技术的教师团队。首先重要的确实还是懂教学和懂技术的好教师，我们时代的信息技术越丰富，对教师的信息素养要求就越高。之所以说团队，是因为，在好教师之外，我们还需要好的技术设计人员，这里包括平台的运维者和资源的制作者。包括MOOCs这样的技术平台，都需要懂技术和懂教学的人员来运行和维护，而好教师的课程需要懂媒体和懂教学的人员来制作和支撑。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问题与挑战外，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内的教育变革，还有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是：全球差异性。首先，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教育投入的不平衡。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的不平衡甚至会出呈现出好几个梯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可以通过政府经济资助、NGO捐赠和援助等方式配备上较先进的装备，从而解决物质层面上的数字鸿沟问题。但装备的先进水平和更新程度，与人员质量和政策保障等配套之间的鸿沟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填平。

    其次，学校的教学、管理文化会受到更大社会环境中的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可能因种族、宗教的不同而不同，也可能因不同的地方传统、社区特色、行业特色而产生不同。因此在处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学校之中，教师的教学理念也会因此产生不同。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体现在同一所学校的几位教师之间。由于文化和教学理念的差异，一些学校或教师可能会表现出对技术的完全排斥和不信任。因此相比设备而言，文化层面的不平衡更加隐蔽也更难调整。

    总的来说，不管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我们都要认识到当前技术进入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一、技术的更新是永恒的，但技术的先进性与教学的效果并不一定成正比关系；二、在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教育背景下，同样的技术会有不同的表现；三、技术发展得越快速，我们越是需要能有效使用这些技术的教师，好的教师永远稀缺；四、没有学科教师参与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效果是有限的。

    解决这些挑战需要人们去研究和思考，而研究和思考需要时间和投入。决策者和研究者需要在抓住机遇和避免盲动之间，在决心和耐心之间，作出考量和判断。（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