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理论的丰富和系统化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精神的阐述，使我们党的改革理论更加丰富，也更加系统化。在改革的本质上，《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改革的性质上，《决定》强调，要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的主体上，《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在改革的价值目标上，《决定》强调，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的动力上，《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改革的方法上，《决定》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改革理论从经验到理性，日趋成熟和定型，充分表现出我们党对改革规律认识的深化，也彰显了我们党对改革的充分自觉和坚定自信。

    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郝立新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或创新做出了部署，规划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提出了文化改革的方向、目标、任务和基本路径，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文化自觉。

    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阐明了创新文化体制机制的指导思想，突出文化改革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方向；强调文化改革和建设的基本任务与目标是培育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激发人民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的三个原则。决定突出了要把解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和弊端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主攻方向。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文化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突出特点是价值导向性、整体协调性和对外开放性。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宇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总结和坚持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新部署，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第一，进一步阐明了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第二，进一步强调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大意义，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第三，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到了一个突出的战略地位，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创新。第四，对全面深化国有经济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国有经济改革的目的和方向等问题。第五，提出了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新举措。

    改革进入攻坚克难和“深耕细作”新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杨凤城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事业由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其他方面跟进，进入到既需要突出重点又要求同步系统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只能由单一向多方面逐步、循序推进。当前，改革需要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系统地、协调地推进全面改革，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事业由披荆斩棘、开疆辟土进入攻坚克难、“深耕细作”的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旧的体制机制障碍束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改革必须以大刀阔斧的方式，破除旧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前，打破不合理的正在固化的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各个领域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新体制新机制的创设已经取得显著成绩，改革在诸多领域需要的是“精耕细作”。中国的改革事业在起步之际和面临重大突破之时，会受到种种障碍和束缚，解放思想，反对僵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