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开放与创新
张洁
雷蒙
刘宝存
郑荣禄
潘勋卓
王萌萌 制图
■特约撰稿 滕珺 刘骥 刘柳
美国第四届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展望论坛教育分论坛日前在纽约举行。该论坛由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办,主题涵盖经济、教育、新闻、能源、影视、健康、国际关系、科技创新、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今年会议的主题为“挖掘中国价值”,教育专场援引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名言“追求进步、均衡和公平的教育”作为会议主题,邀请上海纽约大学美方校长杰弗瑞·雷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教授、纽约市著名的史岱文森高中首位华裔校长张洁女士、中国平安集团企业大学——平安大学校长郑荣禄博士和“美丽中国”项目创始人潘勋卓畅谈他们各自的教育梦想。
基础教育
让每个孩子接受适合的教育
滕珺:旨在联合中美两国优秀青年力量、深入中国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参与一线教学实践的“美丽中国”项目,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影响也在逐步扩大。作为一个美国人,您为何要发起这个项目?
潘勋卓:我们有一个校友叫温迪·科普(Wendy Kopp),她在美国创建了一个组织叫“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我去了解后发现他们的模式特别适合中国,理由有几个:第一,中国农村学校很难招到也很难留住年轻的优秀教师;第二,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大学生,比如我在清华大学的很多朋友,他们有能力、有激情、有爱心、有理想,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不一样的舞台或途径来回馈社会。所以,我就试图将这两者结合,启动了“美丽中国”项目。我们的项目第一年只有不到20个老师参与,但当时的反馈特别好,地方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所以现在项目很快就发展到300多人。
滕珺:这算是您心中的一个梦想?
潘勋卓:是的。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什么才是好的教育?首先必须是教育机会的普及,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北京的教育水平高,是不是把北京的模式普及到全中国就可以了呢?我想未必,因为每个孩子的学习环境,本身的能力、态度、性格等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种教育模式覆盖所有的人,这显然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以,我觉得理想的教育应该为每个孩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会,让他们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在的能力,而不会因为贫困或学习资源匮乏而限制他们的发展。
滕珺:您的这个想法倒是符合我们《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的精神。张校长,作为史岱文森高中的首位华裔校长,您既有在中国接受教育的背景,又有在美国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在您看来,中国基础教育和美国基础教育有哪些共通之处,又有哪些不同呢?
张洁:我觉得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分享同样的教育理念,核心课程体系类似等,但同时也有很多的不同。30年前,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我们的中学是文理分科的,但美国就很不一样,比如史岱文森高中虽然是以数学和科学为主的学校,但是我们同时也培养演员,培养律师。而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中国大部分中学实行的还是班级管理制度,但在美国就没有班级的概念,因为美国中学采用的是学分制,每个学生的课表都不一样,都是学生和教师共同商量、量身定做的。当然,这样的管理方式有利有弊。不利之处就在于管理成本很高,学校尤其是高中非常松散;好处就是给每个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即便有些学生毕业时还不清楚自己未来发展的规划,但已有相当多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就非常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因为学校给了他很多选择,让他学会自我安排、自我评价。而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孩子到了18岁还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所以,史岱文森高中投入了很多资源为学生学习提供尽可能强大的支持。史岱文森高中共有3200名学生,除了提供学术支持外,我们还配备了专职的心理辅导员,特别关注那些问题突出的孩子,不光是学业问题,还包括情绪问题,因为有些孩子雄心勃勃地进入到这个明星学校后,发现有点跟不上,因此需要很好地过渡和调节。我们还有一套完备的系统,帮助家长和教师发现学生的特别需求,并尽力满足学生的这些需求。此外,中美高中教育的目标也有所不同,美国高中不是以大学入学率为评价标准的,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能上大学。史岱文森高中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毕业生不仅能顺利地进入大学,而且能在大学学习甚至是以后更长的人生发展道路上取得成功。
滕珺: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您理想中的高中教育,您会选择哪几个?
张洁:第一个是兴趣,人生的选择一定要遵照自己的兴趣。第二个是开放,学校应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尽可能开放的空间。第三是自我认识,人一定要对自己的长项和短处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扬长避短。第四是现实,必要时我们也应听取师长的建议,想想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总之,我觉得高中教育必须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高质量的课程,不仅是传输相关的学科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技能,同时必须坚持发展学生良好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他们发挥自身潜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好公民的必要条件。
高等教育
追求跨文化合作、创新与均衡
滕珺:说完基础教育,我们再来谈谈高等教育。雷蒙(Lehman)教授,您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康奈尔大学第11任校长,如今您又牵手华东师范大学,共创“上海纽约大学”。那么,在您看来,大学教育中什么最为重要?
雷蒙: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生活在21世纪,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时代,因此我想最重要的技能莫过于跨文化合作,我们要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同伴合作。其实,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优势。我在西方长大,所以我可能更关注事物本身的属性;但如果我在中国长大,那么我可能会更专注于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有必要组建有跨文化背景的团队,大家共同合作,解决问题。当然,这样的跨文化合作如果没有好的途径和管理方式,反而容易产生误解。我在美国很多优秀的大学里工作过,这些大学都拥有相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但我认为他们都没有强调跨文化合作的重要性,学生实质性的跨文化合作也很难开展。比如哥大就有很多中国学生,但这些学生90%至95%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中国朋友圈子里,这就导致他们错过了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宝贵机会。因此,在上海纽约大学,我将“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作为学校发展的重点。我们的学生中一半来自中国,一半来自其他国家。我们在分配室友的时候,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有一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室友。从开学的第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就告诉同学们这样的安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宝贵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每天不得不接触和反思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合作。因此,我认为大学首先要为学生创造这样的机会,提供这样的资源,帮助学生认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让他们在学习和生活的笑声中一起化解彼此的误解。
此外,当今大学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我觉得人类今天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迎接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开发符合本地文化、又具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我们真的希望并鼓励下一代来开发这些解决方案,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做好准备,让他们有条件、有机会钻研这些解决方案。当然,创造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现在这些成功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了解“千万别犯错,千万别辜负父母,千万别辜负老师”。这些观念会让年轻人胆怯,让他们害怕尝试。而我认为,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学生变得勇敢,并知道这仅是一次尝试,错了没关系,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学习,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帮助学生变得更具创造力、更勇敢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学生可以尽情追寻着他们的好奇心,满怀热情地探索世界,满怀爱心地体验人类的多样文明。
滕珺:这真是个美好的愿景,您认为要实现这样的愿景,现实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雷蒙: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源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政策定式。尽管许多大学的决策者们都曾经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单位度过了历史上某个时刻的困难,但今天的世界瞬息万变,如果还按照以前既有的思维方式来管理大学,那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大学的发展需要教育管理者自主、自发、自愿的改变。过去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怎么用有限的资源,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高等教育。如今,高等教育的资源大大丰富了,特别是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震惊世界,我们就开始试图提供不同的教育模式,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模式,这对于以往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视角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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