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档案??? 陈佳洱，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1996年至199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99年至2003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53年，朱光亚老师（右）对陈佳洱进行口试。

    1964年，在英国卢瑟福物理研究所做研究。

    1998年，陪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北大学生见面。

    1998年，陈佳洱在校内骑着自行车，碰上记者，留下了这个镜头。此为当年杂志封面。

    ■特约通讯员 李倩 汤继强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书生，却与两弹一星、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国家大手笔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打开了北大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那扇大门，开“985工程”之先，又将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北大，却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教书带学生；他在山河动乱的年代出生，在充满生机的岁月迷上科学，又在一场政治风暴中一度停滞迷惘……命运给了他过人的天赋、纯粹的向往和温和的性格，也给了他无数个意外与劫难。

    陈佳洱，这位年近80的老先生，怀着子承父业的作家梦当了科学家；研究了一辈子的加速器，却始终散发着儒雅的文士气息。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历经时代风雨变迁，在陈佳洱身上，我们看不到风霜的痕迹，有的只是岁月沉淀下的谦卑与平和。

    近日，2013年北京大学“蔡元培奖”公布，包括北大原校长陈佳洱、新中国行政法学开拓者罗豪才在内的10位教授获此殊荣，“蔡元培奖”每5年评选一次，被视为北大教师的终身成就奖。我们借此得以走近陈佳洱。

    神秘的“546信箱”

    科学之路并非坦途，学无止境，在有限的人生里忍耐求索之路可能遭遇的无数失败、寂寞与艰辛，一定是源于对科学本身的热忱。

    有趣的是，陈佳洱对于科学的赤诚之心，却是源自身为文学家的父亲陈伯吹。

    陈伯吹年少为生计所迫，无法上大学学习数学，引以为憾。身为儿童文学家，他将自己对于科学的热爱，以生动的形式传递给陈佳洱，比如用跳舞的纸片小人告诉他摩擦生电的原理。就这样，科学的种子，在年幼的陈佳洱心中生根发芽，只为终有一天的盛大开放。

    父亲是文学家，母亲是钢琴家，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陈佳洱充分享受着知识的乐趣。然而浓郁的书香，没能掩盖时代动荡的气息。

    陈佳洱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风雨飘摇、人人自危，让陈佳洱从小对于国家与民族尊严之重有着切身体会。

    新中国成立不久，年仅16岁的陈佳洱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父亲的一些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朋友，充满激情地建议他考到东北老解放区的大学去，于是，陈佳洱进入了大连大学学习。有意思的是，当时陈佳洱报的并不是物理系，而是电机系，“那时候对电有兴趣，而且我觉得，解放了，国家要强大，需要发展工业”。

    因缘际遇，在工学院学电的陈佳洱碰到了刚从英国回来的国际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他在大连大学主持普通物理实验课。课程以严格和高难度著称，要想得到一个代表优秀的五分非常困难，以至于学生们约定，谁得了王老师的五分，就得请大家吃花生米。那一学期，陈佳洱请同学吃了三次花生米。

    王大珩认为，要办好工科，培养高素质的工科人才，没有理科不行，就建议在工学院里建一个应用物理系，由他担任系主任。这一年，陈佳洱大二。正是普通物理实验课上的“五分”，将他送入物理系学习，从此，陈佳洱正式走上了物理研究之路。1952年，由于全国院系调整，陈佳洱和大连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全部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来的吉林大学）物理系学习。

    或许是命运偏爱草蛇灰线的笔法，仿佛一切的曲折，都只是为命中注定的一次相会。陈佳洱在报考大学、毕业时两次与北大擦肩而过，却在“两弹一星”的契机中与北大结缘。

    1955年，中央决定实施“两弹一星”战略，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这年1月，中央做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重大决策，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地——物理研究室的文件，并从当时全国高校中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如胡济民、虞福春、卢鹤绂等，负责组建工作。这其中，就有陈佳洱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朱光亚教授。不久之后，陈佳洱也被调往北大协助建设物理研究室。

    物研室建立之初，只有6个人，几乎都是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陈佳洱是唯一的助教，还不到21岁。刚到物研室报到的时候，因为太年轻，值班的副主任虞福春教授一开始还以为陈佳洱是“哪里来的小孩儿”。一到物研室，陈佳洱就接到两个重要任务：一是为原子核人才教育基地招生，二是根据教学需要建一个实验室，为中国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开出第一轮原子核物理实验课。为了这两个任务，陈佳洱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不休的日夜，他甚至在实验室放了一张床，从早到晚拼命干，实在困了，就躺一会儿，醒来接着再干。就这样，陈佳洱带着五六个新同事，从无到有，在半年多点儿的时间里排出所有需要做的实验，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在这里，他为中国第一批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开出第一轮原子核物理实验课；从担任实验室主任、加速器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到担任学校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校长，以及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尽管肩负的任务越来越重，但这5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核物理教学与科研这块心爱的园地。陈佳洱的夫人周维金教授是北京大学放射化学家，育有三子，也都从事科学技术工作。

    这是陈佳洱在北大的第一件工作，却出于保密需要，不能提起北大，只能对外宣称“546信箱”。1958年，“546信箱”正式成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来又改名为技术物理系。陈佳洱在那个时候，有了一辆自行车。他骑着车，听着风声在耳边吹过，经过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经过美丽沉静的未名湖，经过沧桑古朴的图书馆，自此，真正投入了燕园的怀抱。

    无法磨灭的情怀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为了响应号召，陈佳洱决定做加速器，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

    加速器是什么？陈佳洱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方。你的电视机里就有一个加速器。电视机屏幕上为什么有影像？那是电子枪把电子放出来后，经过电场加速，控制电子束的运动，由电子束描述出一个像。这个过程就是加速过程，不过能量比较低，只有几千伏或者几十千伏。我做的也是加速电子、质子等非常非常小的带电粒子。加速器就是要把粒子速度加快，比如加快到光速，粒子就有了很大能量，用这些能量干什么呢？去轰击原子核。把原子核打碎了，可以了解原子核的结构，或者使一种原子核变成另外一种更有用的原子核。所以加速器非常有用。

    当时唯一有的，是一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不但加速能力小，也不适合研究核物理。在物质资源缺乏、技术落后的年代，对科学、对国家的真挚热爱，就是一种生产力。陈佳洱将一些年轻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地做起30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来，“在大家的努力奋斗下，靠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精神，竟然把一台30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建起来了”！

    1963年，是学界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解放以来，国家派出的学者都是到苏联或东欧各国去留学，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还是第一次。当年，中国向英国派出第一批访问学者，共四人，中科院二人、高校二人，陈佳洱名列其中。

    有了去英国学加速器的机会，陈佳洱十分珍惜。当时困扰这种新型加速器发展的一大难点是，从离子源引出的离子束有90%都丢失在中心区里。失踪的粒子去哪了？两位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金森和劳森把这个问题交给了陈佳洱。

    这个看起来饶有趣味的题目，解答并不那么轻松。因为在加速器的中心区里集聚了所有不同电荷态的各种离子，也是空间电荷效应最严重的地方，还存在各种非线性的有害共振，情况极为复杂，研究很难下手。

    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微分探针装置，由内而外逐一地测出各种离子的轨道，再结合理论分析和模拟计算，逐圈地分析各个轨道上离子的高频相位和轨道曲率中心的分布，以及自由振动宏包络的振幅与频率等。

    经过艰辛而细致的工作，陈佳洱终于使中心区束流传输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陈佳洱同时将这些方法用于当时正在发展的三次谐波加速上，让束流传输效率大为提高，卢瑟福研究所的同事们对这位中国来的科学家赞赏不已，陈佳洱也因此被冠以“谐波加速之王”的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