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北省和陕西省最贫困的15个县132所初中一年级每个班随机抽取最贫困的4名学生，给其中两人发放若考上高中或中职即可获得高中阶段每年价值1000至2000元的教育券，其他两人作为对照，结果显示，教育券提高了贫困农村初中生上高中的愿望18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柯进

    和双胞胎弟弟同吃同睡同上学9年后，17岁的程勇与弟弟第一次“分手”：2013年9月，程勇从陕西省陕南的某初级中学考进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其胞弟却在中考的考试铃声响起前很不情愿地被分流到了当地职中，继续在职中的“文化补习班”准备高考。

    虽然自呱呱坠地的那刻起，程勇弟兄俩就已完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离，但是，对于过去17年始终形影不离在一起生活的俩弟兄来说，这次的教育分流才是他们人生旅程的第一次分离。

    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程勇此前一直认为，与自己家境相似的绝大多数同龄人，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应该都能通过中考，进入各自中意的学校继续就读。这也是这个17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父母、老师灌输并认定的价值观——寒门出俊才。

    然而，双胞胎弟弟“不情愿”的中途分流现实颠覆了他的这种认识。这也是中西部众多农村初中孩子所面临的对未来的共同困惑。

    在这所当地最好的中学里，程勇鲜有初中时期的同学。因为，当年一起进入初中的45个同班同学中，坚持读到初三的只有35人，而坚持到初三上学期末的35人中，或进入其他普通高中，或在中考前被分流到了职中，或随父母外出打工。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何去何从，对于许多中西部农村初中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问号。而这个问号的背后，既勾勒出决定农村孩子最终教育选择的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村孩子教育选择对于后义务教育阶段生源结构的潜在影响。

    完成义务教育后，农村孩子去了哪里

    “若不是平时经常想到只要努力考上高中每年就能拿到1500元资助的话，我可能考不进县里最好的高中，或者和弟弟一样读了中职，或者直接外出打工去了。”

    初中毕业后去哪？盘旋在农村初中孩子心里的这个问号以及最终的教育选择，实际上正在影响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学校生源格局。

    2008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感慨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事实上，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下降的趋势，早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开始显现。

    2013年9月进入陕西省陕南某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三年制汽修专业的学生郝帅介绍，此前就读的初中班级，初一时班上有50多名同学；初二开学时班上还有38人；进入初三时学校将此前的4个班合成3个后，班上有40名同学；初三下学期开学后，整个年级117名同学中，12人通过中职学校春季招生的方式提前进入县职中入读，参加中考的105名同学中，考入当地重点高中40余人，考上另外两所普通高中的有20多人，继续复读的同学有12人，10人选择了就读当地的职业技术学院，其他的同学直接外出打工。

    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后是农村初中生出现教育分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因经济困难、主观选择等各种原因被迫分流到中职学校或直接加入社会劳动大军的学生名单正在拉长。

    早在2010年9月，一个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组成的名为“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研究团队，就对农村初中生的教育选择启动了一项长达3年的跟踪调查和对比实验。

    这项实验在河北省和陕西省随机抽取了最贫困的15个县132所初中学校19832名学生。其中，陕西省选取5个县71所学校241个班级9927名学生；河北省选取10个县的61个学校232个班级9905名学生。根据对逐个样本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调查问卷排序，REAP的研究者与班主任一起最终确定每所学校初一每个班最贫困的4名学生，并随机抽取其中两人作为实验干预组的样本学生，向其发放教育券，其他两名学生则作为纯自然状态下的对照组样本，以测度和评估书面教育券这种政策工具在贫困农村学生上高中（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决策中的作用。

    与国际教育界广泛使用的学生可用于充抵学杂费的纸质有价证券不同，REAP研究团队发放给样本学生的教育券，实际上是一种事先承诺的书面教育券——只要获得教育券的学生，经过三年初中学习顺利考入高中或中职者，其就读高中或中职的三年期间，每学年将能从REAP研究团队获得1000元、1500元和2000元三种不同金额的贫困资助。在跟踪实验的3年内，研究者们对每个实验干预组的样本学生进行的4次跟踪回访中，每次回访都向学生重申资助承诺以及了解每个学生初中毕业后的打算。

    2013年10月，研究者们对获得教育券和未获得教育券的两组样本学生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去向跟踪调查和对比研究。对陕西省5个县71所初中学校241个班级最贫困的1892名样本学生（获得教育券）去向追踪结果显示，51%的学生已加入社会劳动大军；32%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11%的学生进入中职学校学习；6%的学生仍在初三复读。

    对于REAP研究团队的跟踪调查结果，程勇深有体会。“若不是平时经常想到只要努力考上高中每年就能拿到1500元资助的话，我可能考不进县里最好的高中，或者和弟弟一样读了中职，或者直接外出打工去了。”程勇说，“当年和我从小学一起进入初中的五、六个儿时玩伴，现在只有我一人进入高中学习，另有一人正在当地职中就读，其他几个都跟着父母在西安或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我只是几个儿时玩伴中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是什么在影响他们上高中的意愿

    根据REAP研究团队过去3年的跟踪数据显示，事先资助承诺的教育券使贫困农村初中生上高中的愿望提高了18个百分点。同时，相对于未获得教育券的对照组学生，获得教育券的学生上高中的概率高出8个百分点。

    在整个小学阶段，程勇与双胞胎弟弟不但学习成绩始终不相上下，而且同在一个班上，连朋友圈子也几乎完全重合。彼时的程勇，和弟弟几无差别。与弟弟唯一不同的是，2010年9月，REAP根据家庭资产价值和标准化考试测试成绩排序，将程勇列为班上两个发放教育券的实验监测对象之一，弟弟则不在名单之列。此后3年里，事先资助承诺的教育券成了程勇内心的一种强烈暗示：每天课余，弟弟和其他同学一起玩的时候，他则猫在寝室或教室里学习。

    对于一个时常担忧考上高中家庭经济条件能否承担得起的农村少年而言，承诺的教育券就像给他安了一个“快进键”。两年后，兄弟俩虽然同在一个班上，但程勇的学习成绩“快进”到了班级前十名。最终，程勇如愿考入当地最好的高中，而弟弟在中考前“不情愿”地被分流到职中文化补习班，准备3年后参加高考。但是，程勇对弟弟的未来充满了怀疑——因为，每个周末，弟兄俩在一起时，程勇在学习，而弟弟爱不释手地玩手机游戏，对于学习，始终提不起兴趣。

    与程勇的弟弟“不情愿”上中职不同，陕南地区另一个县职中一年级学生王进2013年9月本已被当地一所高中录取，但由于担心父母外出打零工无法供养其完成学业，于是他放弃了上高中，希望能通过3年的中职学习学到一种谋生技能。

    如果家庭经济条件是促成王进放弃上高中的直接原因，那么，这样的因素对于他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的最终选择究竟有多大影响？根据REAP研究团队过去3年的跟踪数据显示，事先资助承诺的教育券使贫困农村初中生上高中的愿望提高了18个百分点。同时，相对于未获得教育券的对照组学生，获得教育券的学生上高中的概率高出8个百分点。

    “对于贫困初中生而言，事先资助承诺的教育券使他们的高中录取率提高了8个百分点。除了农村贫困初中生确因学习兴趣不高等主观因素之外，目前的高中学费过高是影响许多农村孩子初中后教育选择的首要原因。”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教授认为，低入学率背后的核心原因，是高中（大学）的学费一直在上涨，由于目前中国的高中尚不属于义务教育，因此学费是世界上最贵的。

    据REAP研究团队的社会经济基线调查数据表明，一名来自农村的高中学生一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其他花费的“最低线”为7500元。供养一个孩子读完三年高中，一个农村家庭至少需花费2.25万元。对陕南调查区那些生活在贫困线附近的农村家庭来说，供一个孩子上高中的成本相当于其15年家庭人均收入的总和。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研究员认为，近几年，国家虽然通过一系列经济资助政策试图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高中入学率，但客观上由于相当部分的农村学生并不清楚自己有机会可获得资助，即便了解国家资助政策的学生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能获得上高中资助，导致现有的一些经济资助政策工具的作用不如预期的那么明显。

    REAP研究团队调查显示，在河北、陕西两省15个贫困县随机抽样的1.98万名学生中，73%的初三学生和72%的高一学生，以及55%的中职学生表示，他们并不清楚全国性的资金资助项目；仅10%的高一学生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每年的11月11日前）获得资助，而且在获得资助的学生中，有30%的学生表示他们最终并未获得学校所承诺的金额。